单数语法

对面楼层的同一号房，似乎搬来了新租客。起先，空空的阳台上放置了一把椅子，很普通的，灰色塑料圈椅。后来，一个年青人坐在上面。他被我注意，是因为，他总是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没有读报纸，没有抽烟，没有低头摆弄手机。他只是坐着。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睡觉前，我总是看到他坐在那里。如果是晚上，他穿着灰色的T恤，我会以为他就是那把椅子。

他就是一把椅子，只是因为，他坐的样子，像阳台上无需照管的植物。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有人这么坐着了。只是坐着，什么也不做。如果坐着，我们一定紧张而急迫，忙着看电视、吃饭、闲聊、忙着上网或者打游戏。如果我们必须坐下，一定是为了一些更具体的压制。公园里有人垂头坐着，重大的事情令他无法起身离开。街边有人坐着，脚前摆放着“收废品”的硬纸板。没有人能够凭白无故地坐着，这样毫无任何理由地坐着，令人心生疑虑。

朋友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我说，我无法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总是被焦虑、慌张和无缘无故的怨恨所占领。它们那么容易就占领了一个人，像热占领夏天，废话占领空间，像垃圾迅速占领广场上的草地。

在BOB家和朋友一起看电影，一部讲述女画家萨贺芬的传记影片。画家，且是女画家，必然是传奇的。可是我特别记住了里面的一把椅子。在战争使一切分崩离析的时候，画家回到雇主的大屋，透过黑暗的窗棂，她向下凝望那把她坐过的，如今却被抛弃在雪地里的木椅。

我特别记住了这个女画家是坐着的。在风吹草动的时节，她坐在树桠上。在教堂里，她坐在祈祷席上。在精神病院，她拖着沉重的身体，艰难而固执地坐到茂盛的苹果树下。——我觉得，画家生命里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作画的时候，而是这些坐着的时刻。问这个坐着的人，你看见了什么？她会不会回答，那些画笔下大团大团的花朵，正在簇拥着为她开放？

这个夏天，我无法说出一个坐着的人给我的触动。我会突然停下来，认真地想，他还坐着吗？当然，他不是一尊花岗岩雕像，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凝固成我的平面记忆。重要的是，他坐着，给我的提示，是与病态、狂躁、一败涂地和心灰意冷相对立的讯息。是一种，关于平静和稳重的力量。

我希望有巨大的力量让我自由地坐下来，像萨贺芬，或者就像对面的年轻人。沉默而健康地坐着，看所有的持续与想像，如何修改荒芜的现实；从隐约走过来的事物里，逐一辨认出自己。我希望当我失去一切，我还有这样的能力，坐着，只是坐着。

麦克尤恩的规模总是不大。像《赎罪》那样，把主人公丢进大时代，难免让作者自己都感到吃惊和吃力。麦克尤恩擅长经营小格局。他对事物过分的敏感令他有能力也更有兴趣在一个极小的圆点上纵深下去。《水泥花园》是关于封闭的空间与扭曲的人性。《在切瑟尔海滩》讲述性心理与人格的遗憾关系。《星期六》则展示一个名叫亨利.贝罗安的神经外科医生如何度过他的一个休息日。

贝罗安当然是中产阶级。有美满的家庭和自豪的职业、可观的资产和良好的教养。这样，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和充分地体验他所置身的英国城市生活。观察和体验的主题从日常生活到上层建筑包罗万象。从伊拉克战争、家庭教育、社会底层问题到体育运动、古典诗歌、蓝调音乐。甚至由此延伸到更远也更抽象的生死观、老年态度、爱与义务。但是不枯燥。在议论这些话题时，麦克尤恩表现了一个严肃作者应有的谨慎、宽容和风度。他那样钟情于细节，所有的细节都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对待，决不松懈。他的方式是，如果凝视一只壶，也要让读者准确无误地得到它的温感。这是麦克尤恩的长项，这些凝聚着耐心与热情的小事物，构成了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作者的认真，常常在读者感到略为烦琐的时候，更关注到它的感染力和可信度。

麦克尤恩把他的所有小说都处理成小戏剧。通常一件小事会演变成一场事故，由此影响或改变人的一生。这种小戏剧的结构加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作者的职业精神。贝罗安的领域是颅腔手术，作者就化身为高级外科医生，将手术的娴熟和游刃有余贯彻在了他的文本驾驭中。在这本书里，麦克尤恩不仅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外科医生——他的职业、生活和完美的人格——我们将很难看到哪一个作者在这样小的切点上展开一整个当代世界（或许我们会想到乔伊斯，但那是一种宏大叙述，有别于麦克尤恩的小结构），包括政治、家庭，以及救赎与自救的心灵问题。最后，作者试图给予了回答。无论你是否对这种回答感到疑虑，相信你都会对主人公和作者的庄重姿态肃然起敬。

（贝罗安是外科医生，并不了解文学，对小说也无甚兴趣。P54页，他奇怪地想，文学作品真是莫名其妙，一本小说里居然有一个灵异之士透过酒吧的窗户，看到他的父母从窗前走过，正在讨论有可能要把怀上几个星期的他流产掉。这是文学家编造出来的“令人厌烦的瞎话”。——这一情节出自麦克尤恩自己的作品《时间里的孩子》，是谦虚的作者揶揄自己的一个小花招。）

一个人在夏日的午后独自坐在花园的回廊下，光线透过枝蔓的交错，被分割成斑驳的碎片。他闭上眼睛，但是依然可以看见镜子、花瓣、灰色的石柱和蛛网。左边院墙上菱形的窗格，几枝竹枝跳动着活跃的、温暖的、秘密的景致。一切都令这个逃亡者感到疲劳和懈怠，他返回阴凉灰暗的屋内，躺在宽大的木床上，静静等待复仇者的到来。而这时，他突然疑惑起来，他无法分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幻，是预言还是结论？如果博尔赫斯在场，他会说：是否真实无关紧要，现实与梦境常常在时间的路口迎面相逢，却无法将彼此认出。

我的朋友打长途电话，就在电话里给我讲了这个博尔赫斯的故事。他不记得故事的名字了，我翻出博尔赫斯文集，每一篇都很像，却都不是。我怀疑这不是博尔赫斯的故事，只是朋友杜撰的一个博尔赫斯式的故事。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正在南方的一个古城。可以看到远处平缓流淌的一条著名的河流。在古城腹地一家小茶馆的屋顶，他坐在一把简朴的竹椅上，膝前小方桌，是一小杯汤色醇彻的普洱。冬日周未的下午，四处悬浮着清洁的寂静。远处的山还是苍绿色，雪，这时候还没有下下来，那是稍后的事情了。而近处，俯下身，可以看到这个农家院落里别致的小天井，孩子们正在活泼地嬉闹。天井里有一棵老树，枝繁叶茂。槐树？或者是椴树？他拿不定主意。这时候，他想他应该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讲一个与此无关的故事。

不可避免地，我们将谈及文学。那种散文体或者小说体的叙事。我说，“我听到了阳光的声音。”除此，我还能说出别的什么？这种无聊庸常的语法常常无从回避。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大量的诗句躲藏在我们叙事的身后，它强烈地提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新比喻。然而在一些过分简单明了的时刻，我们也只能懒惰地从一句庸俗的表述里穿过。

我们需要叙事。“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和楼房里出现。”这是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格在他的专著前引用的一段话。接下来，他说，“叙事教给我们它们应该是什么，以此有力地表明它们的存在。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我不讳言我热爱叙事。在各种叙事里，我们尝试着接近自己。比较那些宏伟巨制，我承认我更衷情于文学化的故事。它们建构着我们的生活，并且观察和塑造着我们的情感。在附近街角刚开的新咖啡馆里，虚构总是成为最有召唤力和吸引力的第一杯饮品。

友人并不是游人，他只不过回到了家乡。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离乡背井风餐露宿的归人。但是，突然地回到属地，他仍然迷惑了。他想，这图画，这真实得近乎可疑的景致，既带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又饱含密切的陌生感，它究竟存在于哪里？他有强烈的冲动，一定要把这奇妙的，含混着惊讶与隐晦的感觉讲述出来。从何说起？好，我给你讲一个博尔赫斯的故事吧。

讲一个博尔赫斯的故事，这里面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厌烦。没有暗示，也没有解释。它只是一段小叙事，生成在我们最微观的生活时点上，并且最终，成为我们。

这几天，母亲时常在阳台上张望。对面楼有户人家装修。他们不是刚搬来的新住户，和我们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七年了。他们的装修声势浩大，把家具杂物统统搬到阳台，阳台像一个二手市场。木板、箱子、水泥袋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可以听到热烈的敲打声，化学气味预示着一种新气象。母亲小声说，住了七年的房子，什么都在变坏，是应该重新装修了。我在小屋里，假装没听见。

我的朋友在建材店买了一桶白油漆。她提着廉价的白油漆走回租住了六年的房子。她说，那房子太老了，没法住了。她自作主张地用这桶白油漆把房间里所有阴暗的地方都涂抹了一遍，包括背光的墙、窗框、门框、书架，甚至包括门、窗，包括书桌和桌上的台灯。于是，她有了一间白色的房子。忍受了几天的化学气味，她的房间开始敞亮而安详，仿佛一件刚刚洗净的衬衫。

什么都在变坏。我要用细麻绳捆住摇摇欲坠的落地灯，用木板撑住濒临断裂的书架隔层，用双面胶粘住脱层的桌面。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忍受视觉的厌倦，我无法凝视墙上的斑点，也不能端详日益灰败的陈设。我生活在这个房间里，可是我从不注视它，我把眼睛给了电脑。头顶上的灯，总是从昏暗时开启，又在黑暗里关闭。关了灯，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会有一间新房子？或者，什么时候，我有买一桶白油漆的勇气？对我而言，改变与建造，一样难。

我的两个朋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一个回到云南，一个回到上海。我希望他们都有好生活。云南的说，他希望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我希望他如愿。上海的，我也希望她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如果她已经有了，我希望在她对置身其中的空间感到厌倦时，有一桶白油漆。

去酒吧看一场演出。很亮的灯光下，表演者安稳坐着，有甜美的微笑。灯光以外的地方，有人开始坐立不安，怎么会这样？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歌唱。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歌唱？歌唱不是超级市场里的蔬菜，成色斤两，一目了然。购买的人只需要付钱，拿走他晚餐桌上的那一盘。不会有人将一根黄瓜错当成一颗土豆，它们没有冒充的狡猾。不满在暗处，像吸入的烟雾，从嘴里喷出。有人开始高声抗议。在出售酒精的场合，高声与抗议也是同时搭配售出的合法商品。

演出结束，我们围坐在街头的烧烤摊。这时候，不满在另一个人体内流窜，像条火蛇。他坐在我们中间，我们听到了抗议。很显然，他买到了一些并非他需要的歌声，这几乎等同于一场灾难。这场精心策划的蒙骗，让他付出了一个夜晚、一些好心情、反胃胸闷以及其他生理反应。这所有一切的相加，让他感到了，伤害。伤害！这是一场票价40元的演唱会。40元的歌声，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对一个人的伤害。

40元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买到一盒高级香烟，几个人，百无聊赖地把它抽掉。可以买一杯中号咖啡，小范围地撞击一下迟钝的大脑。还可以招一辆出租车，从城市这头坐到那一头，但不保证可以原路返回。40元可以做那么多可控制的，让人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事情。可是今晚，多么不幸，40元让一个人猝不及防地买到了伤害。

在高高的路灯下面，我看着这个不幸运的人。他用40元买到了怨愤，他的手像折断的桅杆一样飘摇，他正经历着风暴。他语调高昂，40元让他买到了一种黑色的激动，酒精加强了浓度。他怜悯着自已孤独的处境，失控的语言再往下走，便是咒骂，40元让他买到了侮辱和毁坏的权力。40元还可以买到一次纵情恣肆的失态，无辜的受害者，所有的行止都可以视为一种与人道主义有关的过场戏。他说，“我势必要与那个怂恿我来到歌唱现场的朋友绝交”，40元买到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切断友谊。

40元还可以买到什么？烧烤摊主一扬手，来了！——半打鸡翅或者一打生蚝。在场的人都可以热烈分享。——还可以买到什么？周围的人都那样不以为意，那样欢快、融洽。我不知要到哪里去问，40元可以买到没有阴影的夜晚吗？40元可以关闭我的耳朵吗？40元可以让我看到人性的界限吗？我是那样软弱，在一个欢乐的人群里，只有我感到悲伤。

早上十点，我走出门。街上的车辆很少，一点都不拥堵。不像这个城市一贯的性格。我可以非常匀速地走在深南大道上，内心有一种精确的安宁。唯一令人心慌的是，阳光太好。好得像刚下下来的雪。这种干净、广大、纯粹，没有任何可能的味道。又像，一个没有一滴水的玻璃杯。庄重的静物总是给人辉煌感。阳光下，人们必须费力地抬起头，眯起眼睛才能打量对面的人。这时候，每一个冬日10点光线下的人都仿佛刚从睡梦里醒来，或者，仍然身处幻觉之中。幻觉和阳光一样，都是辉煌的。

速度慢下来。前面是一辆正在拐过弯道的卡车。卡车开到城里来了。我其实从后面并没有认出这是一辆卡车。它的车斗里安坐着一棵树，树的枝叶遮盖了所有机械和钢铁的部分，还有更长的气根和须蔓，伸到路面上。墨绿色的大树，奔跑在城市的街道上。北方来的人常常惊讶，为什么这个城市的冬天，没有落叶？哪怕温度再往下降，降到一度，或者两度，它们也不会落下，这里的树们集体违反自然规律，骄傲地保持着自己。它们的绿，会一层层地加深，直到第二年春天，有更新鲜的嫩芽，它们会非常快而简短地完成生命的变换。所以，这个城市里，你不会看到光秃秃的树木。

黄昏，在太阳金黄的余晖里，一个船形的热汽球绕着地王大厦的尖顶飘浮。小区里阒静无声，冬天的冷空气加深了这种静。对面楼的小男孩站在阳台上，全神贯注地凝视天际线上缩小到蝌蚪的船，嘴里自言自语，“它过来了”，或者，“呀，它要走到屋顶了”。伴随着惊叹，声音细小，而且轻，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被我听到。他的回声荡漾在楼宇之间，像一个人用指尖敲击瓷器。我想累积这种声音，像累积一枚枚剔透的句子，它们有诗一样的美。

天气干燥，晚上有强劲的风。但我依然可以站在阳台上抽烟。一支烟燃烧得比任何时间都快。卟哧作响的小火苗急速地烧完，它毫无障碍地点燃我头脑里的干草垛。

这时候，我总是想说，我喜欢这个城市。

周末郊外游园，和朋友们坐在回城的车上，已经是夜晚。郊外路灯昏暗，电子厂的工人穿过马路。起初，我数着路口，希望记住返回的路线，可是很快我就放弃了。在方向感上，我永远是个具备迷失品质的人。

我希望每天都像今天，或者有更多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有人立刻高声反驳我，每一天？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呢。是些什么样的事情？一个朋友要解决他严重的财务危机，一个朋友要完成她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一个朋友要适应刚刚失业的生活。而我要考虑如何度过冬天。

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必须面对的烦恼，想起一首歌，歌名叫做“亲爱的，你在烦恼些什么？”真美妙，爱的小烦恼有幸福如糖的味道，轻飘到世俗生活之外。而真正的现实是，除了爱情，所有其他的烦恼都令我们崩溃。

两个朋友，可怜地，要在这么晚的时间还赶回办公室。我极力劝说他们回家，把工作留给明天。天黑回家，这天经地义地，作为我们对漫长白昼微弱的情感补偿。还有什么比天黑回家更让人感到慰藉和恩赐？一个朋友说，他是那么钟爱夜晚，夜晚，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坐着，也会感到每一秒钟的清楚实在。

美国小说家约翰.契弗的女儿有一本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细节：约翰.契弗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夏日的黄昏，他站在屋外荫蔽了门前阶石的大榆树下。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他的小儿子与朋友玩耍后正在回家的途中，又累又疲，突然看到爸爸站在那里，他快步地跑过草地，将他的小身子扑向父亲。一边叫着，“我要回家，爸爸”。他大声地叫着说，“我要回家”。事实上，他已经回到了家，离开家门口不过数步。契弗深知，那并没有关系，“我们都要回家去”。他轻轻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发说，“我们都要”。

苏珊.契弗的自传，书名就叫做《天黑回家》。

一年了，我厌倦了写字，逐渐丢失了书写的勇气。好在有朋友们，是你们从不间断地鼓励着我，让我感受到温暖和信念，尽管我不能写得更好，也不能保证比以前更加坚持。

恕我不开通回复了，如果你有话，你可以在豆瓣上给我留言。

看到一个人在博客里狠下决心：我不能把时间逗留在豆瓣上，我不能把时间消磨在娱乐版上，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网上，我不能整天游荡，吃喝玩乐。一惊，像给我的生活一记耳光。

我重新开始，安静地看一些电影。都是以前看过的。基斯洛夫斯基、费里尼和柏格曼。我的影碟永远也不可能看完了，因为，每当我热烈地想要一部电影，那一定是一部已经看过的。看过的电影没有风险，我清楚它里面有什么，可以给我所要。而一部没有播放的电影，很像一场赌局，我不大舍得拿时间和精神如此慷慨地下注。

我真希望可以拿更多的，或者，所有的时间去读书，把时间支付给书籍。就算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不平等交易。读书，只是读，不是为了写字，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思考。化约到，翻阅，这个动作。或者，仅仅一个坐姿。

寻到一个旧友，他最钟爱的小说是《茫茫黑夜漫游》。促使我从书柜深处把它翻出来。连续一个星期，我在冬日下午的公园里，湖边长椅上，重新读它。多年前，我就不喜欢这本书，它的愤怒，它的失神。坦白说，只读了半部。这一次，唉，我仍然无法爱上。尽管塞利纳式的，刻意的粗俗和混乱，颇像一场风格化的龙卷风，可是，我无法欣赏。不喜欢沙尘暴和泥石流。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口味无法调和，趣味无可争辩。只是可惜了，可惜，我希望一个塞利纳迷成为我的朋友，而我们的交集却如此稀薄。

南方没有冬眠，公园里暖洋洋的，迷糊的阳光。有雾、准确地说，是霾。冬天特色的混浊。裹在其中，不清不楚的人影，隐约的人声。我承认，我容易困倦。坐在椅子上，我不是进出肮脏的流浪故事，而是进出晕眩。我不愿意承认虚弱。事实上，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如此低迷，我说过的话无所适从，匆忙翻过的书，却大多遗忘。我不愿承认自己鲜于思索和怠于自律，这尤如一种残酷的揭露。没有比揭露一种廉价的生活和混乱的道德更像一场灾难了。尴尬的冬天，最尴尬的，是南方幸存的庸常。

以前我忘记了问，如果我遇见那个塞利纳迷，我会问他，你究竟喜欢这本书里的什么？但愿他不要回答，只是因为其中通向虚无的线路。

真是对不起。电脑坏掉了，找熟人修理，折腾半个月，未果，最后又是我不好意思地把坏机器搬了回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电脑坏了是不好找熟人修理的。

回老家几日，祖父的灵位迁址，在家乡，这是一件风俗范围内的大事。我仔细端详嵌在碑上的黑白照片，中年时的祖父，眉眼清峻，神态机敏。看不出这是一个有着老夫子情结的读书人。不然，不会想出用一个早已作废的汉字命名我。我一生遇见的所有人都无法读出我的名字，他们纳闷地看一个古怪的汉字，像打量一个低级的谜语。什么意思？——几乎像一个关于一生的谶语，我漠然地回答：废弃字、无实义。

在老家熬过度日如年的两日。所有家庭欢聚，形式都大同小异。吃喝、电视、麻将、扑克牌。我们家还有山歌大合唱。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我不能参予。一个不会使用方言的人是被取消了国籍的流放犯。而我，早被负罪感镇压。亲人同情而好奇地看着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有怎样的生活？——我回答，只是因为，我的生活和你们稍有不同，微乎其微的，但是，有，一定有。

这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久未更新，流水帐浓缩了，不过三五句。这一阵，还有别的事情吗？与我的生活无关，比如，诺贝尔、多丽丝.莱辛。想必中国读者松了口气。高级谜语，谜底竟是如此寻常。这就好比等待了许久的特邀演员，幕布拉开，原来是她！一面，我们因为熟知而感到亲切，另一面，同样因为熟知而少了惊喜和意外。缺乏些许遗憾的谜底，总是乏味地削弱了谜题的神秘。多丽丝.莱辛的小说我读过两本，《野草在歌唱》和《又来了，爱情》。前者是早年的处女作，后者是晚年新近的作品。一头一尾，风格恍若两人。前者充满了焦虑的生命力，后者流动着笃定的温情感，正好匹配于一位女作家的年龄与阶段风格，同样鲜有意外。中间期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我没读过，但是记得教科书里的语句，“反映个人的社会角色在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发生分裂的现实”。——诺贝尔的趣味，终于还是优先这些带有国际公民身份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共性，擅长探讨解决世界的外部问题。而我，却常常想念那些怀惴个人笔迹的独行者。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较之世界大事，他们更热衷于开拓书写的内部秘密。这就像两种不同方向的挖掘工，一个向上，上到地面，与现实接壤。一个向下，下到语言，与梦幻交战。太专门化的工作，常常很难获得荣誉，人们对待后者，像对待易碎品一样为难。他们精美，却似乎格局太小，不够阔大。然而，恐怕谁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小，却有最强劲的，对时间与想象的针入度。

博尔赫斯说：现实是梦幻的外壳。

有幸参观了香港艺术馆的《大英博物馆珍藏展》。

只是很碰巧，艺术馆在星光大道的旁边。从尖沙嘴的地铁出口，我们停在路边看了好一会儿指示牌。在香港，没有人会这样突然地在路边停止下来。全体香港人，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奔跑速度。一个人在街头突然停下来，是一个错位的音符，像被挑出的流水线上的不合格品。路牌上写着各种复杂的楼房的名称，只有星光大道不是一座楼房，是一条马路。

不知是谁发明，让电影演员们集体在水泥地上按手印。手印不是指纹，可以作为司法身份鉴定。手印看不出一个演员与另一个演员的区别，甚至不如一张照片来得直观。男游客把手按在成龙的手上拍照，女游客把手按在林青霞的手上拍照。其他游人，在砖块与砖块之间随意走动。我很少看香港电影，许多名字并不知道来历。我尝试从头脑里浮现一个，但是，没有。亏得我把少年时代倾盆大雨般的时间慷慨地交给了香港流行歌，现如今，当我想要一个离我最近的名字，我的感情和记忆却在远处，跟不上来。一块砖，写着三个字：张国荣。没有手印，没有签名，它空着，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块水泥砖。这样三个字，似乎很难将它与同名的演员发生关联。它给人逻辑，死去的人将不会有手印了。一位游人走过同样空白的周润发身边，他迟疑地问，周润发还活着吗？

星光大道，除了名字，或许再加上我不甚了了的香港电影繁荣史，不再有别的光彩。鸟儿栖在电影女神雕像的额头。天气混浊，有霾。帕索斯在小说里说自由女神像，在雾中的曼哈顿港口，看上去活像个梦游者。这个高大的，仰着脖子的女人，在维多利亚港的正对面纹丝不动，像个落落寡欢的溺水者。

碰巧，近旁艺术馆在展出大英博物馆搬来的展品。从史前、美索不达米亚到文艺复兴及欧洲近代。二百多件展品，真是有光彩，件件都令人惊叹。哈德良的少年情人，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像，光洁的脸庞和柔软的头发，带着花冠，希腊式的情趣。古希腊美少年，就是大理石那种触感的气质。这样的塑像，几乎可以作为快感的物质象征。圆滑，圆滑。卢克莱修说，所有一切能够愉快地触动我们感官的东西，都是由圆滑的元素所构成。而那些辛辣的东西，乃是由更弯曲的元素缠结在一起，因此老是钩呀割呀才进得了我们的感官。——呵，古罗马，快感的古罗马。如果美少年是麻醉的快感，那么，辛辣的，哥林斯的青铜头盔被放在橱窗里，罩着橙黄色的灯光，是不是有近似于SM的影射？

近来很受瞩目的一本艺术评论集叫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临睡前翻一阵，主张对艺术品采取胆大妄为式的观看。胆大妄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充满了想象力的挑战。高难度的耽迷，快感式的干预。这样看，每一件艺术品都可以视为一副肖像。《物性论》里有关于视觉的描述：它是来自于事物所放射的由微小分子所组成的“肖像”、“外貌和形式“，它们脱离事物后便在空中游荡，当与人的视觉发生碰撞，便潜入瞳孔到达灵魂之中，不仅感觉如此，思维和想象也是如此。

视觉、思维、想象。其实，不必太在乎看到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看见。人类的艺术品太多，而我们艺术史的知识太有限。仅仅二百件展品，粗疏地浏览，二个多钟头，未及一半。好在我从来不是苛求自己的人。如果不是每一件艺术品都“搅动心智”，至少也“驱策四肢”。展览名目的手册封面印着普阿比王后的竖琴，青金石的牛眼，辉映的头。负重之兽监护的是被锁进时间的音符。可是，我们也无法听见。原来的弦早就化作尘土。古罗马史诗里常有这样的诗句：“曾经在许多琴弦上被弹唱了的，同样地也会被战败而寂然消沉。因为某种比其他一切还要美好的东西，永远会不断地出现、出现。”

看不过来，或者看不看得见，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碰巧遇上，然后看了，知足而淡薄地看过了。什么潜入灵魂了，什么化为尘土了，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每月的银行账单抵达日，总会引发我的胃痉挛。我回想不起自己怎样在两周前花掉了那么多的钱。我永远不能平静地核对那毫无同情心的账目清单，它们像恶作剧里的道具，只会得意洋洋的看热闹。倘若不是帐单的打印纸提示着它的实在性，我真的想不起，我那贪婪的奢侈心正以什么样的物质形态分布在房间和衣橱里。

深呼吸。一次不够，再一次。其实，这种喜剧并不新鲜，每个月都像巡回戏码一样转回到我的生活里。唉，只能怪我天性腐败。这一天，是我最廉洁的道德日。刷卡的时候，不必真正从口袋里掏出硬货币，便仿佛消费只是一场虚拟游戏，有种被蒙蔽的乐趣。清账日，却有一种从虚拟突然转战到现实战场里的惊吓感。

乐趣，永远不能指望它与现实和解。我无法克制持续地被多余的物质吸引。可是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只是无法抵挡那些物质的美学召唤。一位从事服装设计的朋友由衷地赞叹，哦，你正是我们苦苦培养的，最理想化的顾客。这时候，广告大师厄内斯特.迪希特也会在旁边给你真诚的鼓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让一般人即使在调情，在花钱，在买一切东西时都是感到心安理得的。繁荣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允许享乐，使享乐有理。要让人相信，让他们的生活美满是道德的，而不是不道德的。一切旨在促销的计划，都是要允许消费者自由地享受生活，让他知道他有权将凡是能使他的生活丰富、愉快的产品都放在他的周围。”可是，我也早就读到过狄德罗的警告：“我原先的寒伧的破衣服在哪儿？朋友们，留住你们的老朋友吧。小心别让奢侈击中……你们听听奢侈造成了多少灾害，一贯奢侈产生什么后果。”

这就是一个宣称享乐主义者的尴尬生活了。一面，是宣告的物质文明和培养情操的装饰美学的统一；一面，是被揭露的奢侈的灾害及其蔓延。什么时候起，购物，从家庭劳动的分工，从劳累辛苦的乏味，演变成了对占有需求的虚假满足了呢？记者问玛丽莲.梦露，你每天是穿什么牌子的睡衣入眠？梦露回答，我只穿香奈尔五号！罗兰.巴特一眼看穿了其后的心理属性：“美容用品的广告都建立在一种有关亲密隐私性的史诗表现。”消费，从一种原本具有私隐性的个人行为变成一种公开行为，是否也意味着，奢侈消费的意义，正在于满足一种关于亲密的隐私性的替换想象？万宝路的广告是作给女人看的，而香奈尔的德纳芙是给男人看的。你想和谁亲密接触，或者，你想成就哪一种梦幻人物的生活？它们都在大声地说：你可以通过物质的途径，到达它！——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被“自然化”了， 一种文化心理被转变成物质，物的自然属性。

现在，我悲伤地寄希望于时代机器。什么时候，我会从箱底找出那些旧衣服来一一欣赏？哦，遥远而温暖的嬉皮士年代啊。从“奶奶的旅行”二手货商店的货架上，他们反复端详列侬式的眼镜，即廉价又粗劣。那是时代文化的反面，既有对财富的明白显示的不屑一顾，又有对金钱颜色的轻蔑。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斯图尔特.霍尔从嬉皮士运动里看到了“对贫穷的认同”和“对传统中产阶级智慧的抛弃”。我当然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我应该更加有理由参与到对中产阶级智慧的批判阵营里去，并且努力学习从穷困的现状里津津有味地咀嚼更为务实的美感。更“和谐的贫穷”。从明天开始，……劈柴喂马！并且反复重复狄德罗的句子：奢侈丝毫不适合我的需要，因为贫穷几乎总是最亲切的。 

一个月前，我在当当买了一批书。当当的作业机制是严格的流水线。第二天，工作流程显示：正在配货。第三天，发货。一周后，交易结束。一个月后，邮箱里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当然，也是一种程式化热情：您好！我们邀请您对购买的图书发表评论。因为我们相信，您对购买的商品有着最深入的了解，您的评论将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您对于商品的切身感受将帮助其他顾客，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 

一个月的时间，当当着急地想，即使你无法一口气读完几本书，一定也大致翻阅过吧，新书拿到手上，大部分的人会在第一时间翻阅一下，看看是否有脱页、错印、破损的物理问题。这就够了，这个时代的效率，对于一本书，只要稍加翻阅，就可以给出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的评论了。重点是，影响他们。要影响他们。 

我多么想影响他们。可是，我无法做到。因为，这几本书并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我不是抱怨。并不是怎样急迫的书。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急迫的。他们跟我的时间相像，都有可有可无的重要性。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书去了哪里？30天，倘若不用快递，一个人端着这几本书，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发，他也一定可以走向我。那么，交易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又是怎样结束的？我想像在这个秋天的干燥的午后，一个身装制服，无精打采的送货员按照纸包上的地址，如约敲响某一扇门。像所有的交易一样，接过包裹的人安静地从钱包里取出准备好的钱。有一个微小的零头，是的，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他总是不耐烦送货的人在门口翻找零钱。房门朝向西南，在这个时段，我们就无法看清这个读者的脸了。他的身影有一圈被勾勒的线条，浮在背阴的光线里。这时候，似乎有风，在楼道里。但是南方的九月，这样的风也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一如某个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不发出一点响声。

很短的时间。整个过程，就像不经意地抬了一下手。半分钟？或者，一秒钟。也许还要短，短到几乎不被人看见。这个人嘟嚷了声什么。无需太注意，一般都是一个礼貌用语。送货的人转身走向电梯间，身后的门随即关闭。要等一会儿，电梯门打开，里面的灯光才会照亮这个送货员的脸，但是，即便他被置于灯光之下，给我们足够打量的时间，下一次，我们依然无法从大街上将它指认出来。 你可以将这种事情视为某个在场的事件。在场者即是存在者，那将把一个疏忽转向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命题。但是，比哲学还重要的，应该是节制我们的想像力。那个关闭的门内，读者打开包裹，他会不会像我一样，立即查看一下这些书？是的，没错，正是他要的。可是，我抑制不住好奇，谁会同时需要一本《古希腊娼妓史》和一本《语言学概论》？ 

一上网，我就不由自主地去看我订购而没有送到的书。它们已经完成交易，我不幻想它们会真正回到我的手上。我期待的是，有这样一个读者，同时在这两本书上，说出它们简短的，最具权威和真实性的评论。

一目了然，从书名看，就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故事。时间，在文学中几乎可以被替换成回忆。所以，也是关于回忆的故事。六月，在三个不同年代。1989年的希腊，白色的石头和风。1995年的苏格兰，绿色的草场和怀念。1999年的纽约，五颜六色的海滨别墅和生存勇气。

六月，从时间里被单独分离出来，贯穿了一个家族两代人的情感线索和各自的生活轨迹。在这样的时间踪迹里，情感、揣测、琢磨，一一被时间缓慢地掩藏、覆盖、修正。但是，并不是就此消失，它们更深地，在细节里潜伏下来，像一瓶酒，等待下一次开启，然后，释放最饱满的醇厚。

在阅读中，我无数次被这些悠长的细节带走。一个隐晦和明暗交织的情感主题。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份过分渲染情调的快餐饮料。作者有严谨、精确、节制的美学标准，这使得这部作品可能定格个人历史里最微妙、易逝、和耐人寻味的生活经验。

人物心理的复杂在细节里都有最恰当的表现。有读者说，竟然从一部美国当代作品里读到了奥斯丁。这种说法难免有些夸大，但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我联想到了伊夫林.沃。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述，像编织一条铰合在一起的双色围巾，那种如同熟睡时的呼吸一样，从容，而且安慰的节奏。有时似乎带着一些伤感，但是总体上是绝对平静和坦白的。

有一些提醒着时代背景的情节。比如同性恋、爱滋病、甚至试管婴儿。有一些不具有时代性的情节，比如死亡、家庭、模糊与爱情。长子芬诺承担了那些最感性的心理困惑。他在离开纽约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时候，留给他的同性情人一个便条，上面写着：“海外紧急家务，今夜航班，两周后返回”。然而，这么简短的句子却充满了恐慌和兴奋。“它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秘密，肉体的纠缠都没有达到的地方，它成就了真实感”。

作者朱莉亚.格拉丝。女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令人惊讶的，叙事上的稳定、成熟和对真实感的独特把握，还原了一种纯正而富有魅力的美学传统。

一个阴郁的年青人走过来，手里捏着一个处方。他准备去人民医院熬中药。我看到他的病历单上写着：失眠。这是一种正在被疗治的病。中药的名称繁复而神秘，写满了一张纸。他告诉我，他不能离开这些古老而优美的植物们。像一个老年人不能离开他的伴侣。

和两个朋友吃饭。一个人独居，他每夜都无法入睡，因为他不敢独自进入梦境。我这个假冒的心理医生随口说，哦，缺乏安全感。另一个，与室友合居，她持续地睡眠中断，在夜里随时醒来，像只被惊飞的雀鸟。我同样说，哦，缺乏安全感。于是，两个朋友看着我，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那些过分庄重的美国人，才会乏味地追究你的早年经历。我对弗洛伊德们始终有种心怀二意的尊敬。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从不失眠，我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困扰。这常常想，这些敏感而丰富的人啊，你们在不眠之夜，正想些什么？

我想起里尔克。诗人应该都有严重的失眠症。他真切地描绘过失眠者的感受：一根小绵线从床单缝里伸出来，变硬，又尖，像钢针。房间里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可是真的睡着了，又害怕暴露，说出害怕的一切，而一切都是不可言说。博尔赫斯将这种不可言说称为：醒与梦在同一平面上的发生。——“这把我们带入另一个假设，带入神秘主义者的假设，带入形而上学者的假设，带入与之相反的，但是与之相混杂的假设。”

不可言说的假设，就像仪式之不可言说。我喜爱的诗人钟鸣就把睡眠命名为一种仪式：“同规避和恭顺这两种感情以及具体的动作制约睡眠这一事实决定的（仪式）”。睡眠，更多时候像一场玻璃球游戏，充满了争夺、碰撞、和零碎的光的反射。普鲁斯特总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的一生似乎也是，似睡非睡，打量煤油灯的形状、翻领衬衫的形状、自己的形状。他可以在睡着时毫不费力地回到任意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然后说，“噢，我终于还是睡着了。”

我非常羡慕这些在睡眠的边缘旅行的人。羡慕这些天生具有仪式感的人。我觉得他们像怀揣纯钢弯刀的异士，有随意穿透玻璃的特异功能，开拓了一个我无法抵达的疆土。而我，我是这样一个庸俗的睡眠爱好者。睡眠对我而言，像一块金属，一抓住它，就能掂到沉甸甸的重量。我从来无法像一个热爱咀嚼的人，看着睡眠，像看慢慢暗下来的夏日暮晚，充满了灰尘、色彩、甚至阴暗的交替反复。

所以，我注定不能成为诗人。我将我才思枯竭和言语乏味的罪责一部分地归咎于我过分安定和正常的睡眠状态。我崇敬我另外两个朋友，一对夫妻，他们每天黎明睡觉，早上起床。面对他们，我常有深刻的内疚，我在想，对于这些忙碌的人，我的生命的意义是否减少了一大截。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我在昏睡里，而且没有梦。我在这种“低微的永恒”里自给自足，有一次，我翻阅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然后抄下了一首：“路在村外森林里长时间地走着，树，树在默契中沉默，它们有火光戏剧般的色彩，它们的叶子多么清晰！它们一直伴随我到家”。——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梦幻曲》。

从《南京》上片，我和橙子就四处打听，但是，没有电影院放映。一个月前，我们专程去一家电影院询问，错过了。十个影厅，它象征性地安排了一场。第二天，《变形金刚》来了，金刚强大，它庞大的机械洪流，吞没了所有的电影院所有的观众席。《南京》消失了。

橙子有心，留意到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日，果然，电影院仍然象征性地安排了一场。这次我们没有错过。

没有意外。纪录片。黑白的影像史料。仍然是常规化的历史纪录片模式。几个讲述人，关于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悲惨遭遇，个人的救赎经历，个人的角色，个人的复述。历史太大，它总是试图覆盖个人。但是，个人仍然在历史里顽强地发声，让板结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

没有意外。有人说，我不能承受片中的残酷镜头。我不认为这是一句实话，他们未免把自己想得太脆弱。中国人的视觉神经足够顽强。从我们出生，就不缺乏对苦难的视觉锻炼，幼儿园开始，就持续地组织观看这样的电影，从《南京大屠杀》到《火烧圆明园》。未及成年，你己经可以对苦难的表达方式习以为常。今天，任何时候打开电视，你仍会看到大量提醒你不忘国耻的镜头，我相信，对于一个历史观已然成型的成年人，它们不可能每一次都为你的激愤情绪添砖加瓦。

没有意外。也没有更加超出想像的渲染和表现。对于一个普通观众而言，我们看不出哪些是第一次披露的珍贵镜头，哪些是众所周知的普通资料。学术价值，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对这段历史已经熟悉，熟悉到所有的讲述都毫无悬念，所有细节都心中有数。当这些声音和素材已经成为话语文本，更多时候，所谓历史，对于个体情绪的唤起，更像是一种符号。

没有意外，但是，不等于无动于衷。我冷静地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大银幕上，几个中国人在讲，然后，几个外国人讲。镜头切换，在他们和他们的脸上。八十二分钟，在完整有序地讲完了历史里最短最冷最黑暗的几天之后，电影即将结束，像再血腥的历史，总有结束的时候。末段，镜头在几个讲述人的脸上快速地滑过。每人一句简短的结束语。当我听到最后一个外国人，拉贝先生的结束语，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下来。他说，“南京，在那最长的几天里，中国人，我有幸与他们在一起。”

南京，我有幸与他们在一起。这辈子，我听见无数关于历史的说话，但是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谁会说，我有幸与灾难在一起？我有幸与死亡在一起？我有幸与屠杀在一起？中国人的眼里，拉贝是救世主，大恩人，是天使和上帝派遣的使者。但是，我却从这句话里听到一种自我的定义。那是一种最基本的，对人的定义，谦卑、善意、同情。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同情，对人的基本概念和信仰里存在的善的同情，对人与人之间爱的本质的同情。我听到这句话里，被取消的种族、国界、阶级和地位。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人，仅仅以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在说话，他说，谢谢，让我有幸与苦难在一起，因为，它让我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触摸到我的人性，我的生命的核心。

我的眼泪抑制不住。我相信，我的八十二分钟，就是在等待这最后的一句话。前面，所有影像的积累和反复强化，都是为了这一句。许多时候，语言比影像更有力量。在已经符号化的历史记忆里，突然有一个词，这样强行地突围出来，让我板结的历史文本突然有了血色，让我冷漠的历史水域渐渐有了温度。有时候，我们不是对历史视而不见，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待，一种属于个人的，与历史联通的路口。甚至在一个不大可能的场合，比如电影院，或者人群里，突然地，显现出来。历史，以一句话或者一个词的面貌，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拍打你风尘仆仆的胸口。

对一段历史或者一部电影而言，当你感到哪怕瞬间的感动和颤栗，也都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