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看到一个人在博客里狠下决心：我不能把时间逗留在豆瓣上，我不能把时间消磨在娱乐版上，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网上，我不能整天游荡，吃喝玩乐。一惊，像给我的生活一记耳光。

我重新开始，安静地看一些电影。都是以前看过的。基斯洛夫斯基、费里尼和柏格曼。我的影碟永远也不可能看完了，因为，每当我热烈地想要一部电影，那一定是一部已经看过的。看过的电影没有风险，我清楚它里面有什么，可以给我所要。而一部没有播放的电影，很像一场赌局，我不大舍得拿时间和精神如此慷慨地下注。

我真希望可以拿更多的，或者，所有的时间去读书，把时间支付给书籍。就算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不平等交易。读书，只是读，不是为了写字，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思考。化约到，翻阅，这个动作。或者，仅仅一个坐姿。

寻到一个旧友，他最钟爱的小说是《茫茫黑夜漫游》。促使我从书柜深处把它翻出来。连续一个星期，我在冬日下午的公园里，湖边长椅上，重新读它。多年前，我就不喜欢这本书，它的愤怒，它的失神。坦白说，只读了半部。这一次，唉，我仍然无法爱上。尽管塞利纳式的，刻意的粗俗和混乱，颇像一场风格化的龙卷风，可是，我无法欣赏。不喜欢沙尘暴和泥石流。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口味无法调和，趣味无可争辩。只是可惜了，可惜，我希望一个塞利纳迷成为我的朋友，而我们的交集却如此稀薄。

南方没有冬眠，公园里暖洋洋的，迷糊的阳光。有雾、准确地说，是霾。冬天特色的混浊。裹在其中，不清不楚的人影，隐约的人声。我承认，我容易困倦。坐在椅子上，我不是进出肮脏的流浪故事，而是进出晕眩。我不愿意承认虚弱。事实上，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如此低迷，我说过的话无所适从，匆忙翻过的书，却大多遗忘。我不愿承认自己鲜于思索和怠于自律，这尤如一种残酷的揭露。没有比揭露一种廉价的生活和混乱的道德更像一场灾难了。尴尬的冬天，最尴尬的，是南方幸存的庸常。

以前我忘记了问，如果我遇见那个塞利纳迷，我会问他，你究竟喜欢这本书里的什么？但愿他不要回答，只是因为其中通向虚无的线路。

真是对不起。电脑坏掉了，找熟人修理，折腾半个月，未果，最后又是我不好意思地把坏机器搬了回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电脑坏了是不好找熟人修理的。

回老家几日，祖父的灵位迁址，在家乡，这是一件风俗范围内的大事。我仔细端详嵌在碑上的黑白照片，中年时的祖父，眉眼清峻，神态机敏。看不出这是一个有着老夫子情结的读书人。不然，不会想出用一个早已作废的汉字命名我。我一生遇见的所有人都无法读出我的名字，他们纳闷地看一个古怪的汉字，像打量一个低级的谜语。什么意思？——几乎像一个关于一生的谶语，我漠然地回答：废弃字、无实义。

在老家熬过度日如年的两日。所有家庭欢聚，形式都大同小异。吃喝、电视、麻将、扑克牌。我们家还有山歌大合唱。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我不能参予。一个不会使用方言的人是被取消了国籍的流放犯。而我，早被负罪感镇压。亲人同情而好奇地看着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有怎样的生活？——我回答，只是因为，我的生活和你们稍有不同，微乎其微的，但是，有，一定有。

这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久未更新，流水帐浓缩了，不过三五句。这一阵，还有别的事情吗？与我的生活无关，比如，诺贝尔、多丽丝.莱辛。想必中国读者松了口气。高级谜语，谜底竟是如此寻常。这就好比等待了许久的特邀演员，幕布拉开，原来是她！一面，我们因为熟知而感到亲切，另一面，同样因为熟知而少了惊喜和意外。缺乏些许遗憾的谜底，总是乏味地削弱了谜题的神秘。多丽丝.莱辛的小说我读过两本，《野草在歌唱》和《又来了，爱情》。前者是早年的处女作，后者是晚年新近的作品。一头一尾，风格恍若两人。前者充满了焦虑的生命力，后者流动着笃定的温情感，正好匹配于一位女作家的年龄与阶段风格，同样鲜有意外。中间期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我没读过，但是记得教科书里的语句，“反映个人的社会角色在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发生分裂的现实”。——诺贝尔的趣味，终于还是优先这些带有国际公民身份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共性，擅长探讨解决世界的外部问题。而我，却常常想念那些怀惴个人笔迹的独行者。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较之世界大事，他们更热衷于开拓书写的内部秘密。这就像两种不同方向的挖掘工，一个向上，上到地面，与现实接壤。一个向下，下到语言，与梦幻交战。太专门化的工作，常常很难获得荣誉，人们对待后者，像对待易碎品一样为难。他们精美，却似乎格局太小，不够阔大。然而，恐怕谁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小，却有最强劲的，对时间与想象的针入度。

博尔赫斯说：现实是梦幻的外壳。

有幸参观了香港艺术馆的《大英博物馆珍藏展》。

只是很碰巧，艺术馆在星光大道的旁边。从尖沙嘴的地铁出口，我们停在路边看了好一会儿指示牌。在香港，没有人会这样突然地在路边停止下来。全体香港人，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奔跑速度。一个人在街头突然停下来，是一个错位的音符，像被挑出的流水线上的不合格品。路牌上写着各种复杂的楼房的名称，只有星光大道不是一座楼房，是一条马路。

不知是谁发明，让电影演员们集体在水泥地上按手印。手印不是指纹，可以作为司法身份鉴定。手印看不出一个演员与另一个演员的区别，甚至不如一张照片来得直观。男游客把手按在成龙的手上拍照，女游客把手按在林青霞的手上拍照。其他游人，在砖块与砖块之间随意走动。我很少看香港电影，许多名字并不知道来历。我尝试从头脑里浮现一个，但是，没有。亏得我把少年时代倾盆大雨般的时间慷慨地交给了香港流行歌，现如今，当我想要一个离我最近的名字，我的感情和记忆却在远处，跟不上来。一块砖，写着三个字：张国荣。没有手印，没有签名，它空着，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块水泥砖。这样三个字，似乎很难将它与同名的演员发生关联。它给人逻辑，死去的人将不会有手印了。一位游人走过同样空白的周润发身边，他迟疑地问，周润发还活着吗？

星光大道，除了名字，或许再加上我不甚了了的香港电影繁荣史，不再有别的光彩。鸟儿栖在电影女神雕像的额头。天气混浊，有霾。帕索斯在小说里说自由女神像，在雾中的曼哈顿港口，看上去活像个梦游者。这个高大的，仰着脖子的女人，在维多利亚港的正对面纹丝不动，像个落落寡欢的溺水者。

碰巧，近旁艺术馆在展出大英博物馆搬来的展品。从史前、美索不达米亚到文艺复兴及欧洲近代。二百多件展品，真是有光彩，件件都令人惊叹。哈德良的少年情人，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像，光洁的脸庞和柔软的头发，带着花冠，希腊式的情趣。古希腊美少年，就是大理石那种触感的气质。这样的塑像，几乎可以作为快感的物质象征。圆滑，圆滑。卢克莱修说，所有一切能够愉快地触动我们感官的东西，都是由圆滑的元素所构成。而那些辛辣的东西，乃是由更弯曲的元素缠结在一起，因此老是钩呀割呀才进得了我们的感官。——呵，古罗马，快感的古罗马。如果美少年是麻醉的快感，那么，辛辣的，哥林斯的青铜头盔被放在橱窗里，罩着橙黄色的灯光，是不是有近似于SM的影射？

近来很受瞩目的一本艺术评论集叫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临睡前翻一阵，主张对艺术品采取胆大妄为式的观看。胆大妄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充满了想象力的挑战。高难度的耽迷，快感式的干预。这样看，每一件艺术品都可以视为一副肖像。《物性论》里有关于视觉的描述：它是来自于事物所放射的由微小分子所组成的“肖像”、“外貌和形式“，它们脱离事物后便在空中游荡，当与人的视觉发生碰撞，便潜入瞳孔到达灵魂之中，不仅感觉如此，思维和想象也是如此。

视觉、思维、想象。其实，不必太在乎看到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看见。人类的艺术品太多，而我们艺术史的知识太有限。仅仅二百件展品，粗疏地浏览，二个多钟头，未及一半。好在我从来不是苛求自己的人。如果不是每一件艺术品都“搅动心智”，至少也“驱策四肢”。展览名目的手册封面印着普阿比王后的竖琴，青金石的牛眼，辉映的头。负重之兽监护的是被锁进时间的音符。可是，我们也无法听见。原来的弦早就化作尘土。古罗马史诗里常有这样的诗句：“曾经在许多琴弦上被弹唱了的，同样地也会被战败而寂然消沉。因为某种比其他一切还要美好的东西，永远会不断地出现、出现。”

看不过来，或者看不看得见，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碰巧遇上，然后看了，知足而淡薄地看过了。什么潜入灵魂了，什么化为尘土了，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每月的银行账单抵达日，总会引发我的胃痉挛。我回想不起自己怎样在两周前花掉了那么多的钱。我永远不能平静地核对那毫无同情心的账目清单，它们像恶作剧里的道具，只会得意洋洋的看热闹。倘若不是帐单的打印纸提示着它的实在性，我真的想不起，我那贪婪的奢侈心正以什么样的物质形态分布在房间和衣橱里。

深呼吸。一次不够，再一次。其实，这种喜剧并不新鲜，每个月都像巡回戏码一样转回到我的生活里。唉，只能怪我天性腐败。这一天，是我最廉洁的道德日。刷卡的时候，不必真正从口袋里掏出硬货币，便仿佛消费只是一场虚拟游戏，有种被蒙蔽的乐趣。清账日，却有一种从虚拟突然转战到现实战场里的惊吓感。

乐趣，永远不能指望它与现实和解。我无法克制持续地被多余的物质吸引。可是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只是无法抵挡那些物质的美学召唤。一位从事服装设计的朋友由衷地赞叹，哦，你正是我们苦苦培养的，最理想化的顾客。这时候，广告大师厄内斯特.迪希特也会在旁边给你真诚的鼓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让一般人即使在调情，在花钱，在买一切东西时都是感到心安理得的。繁荣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允许享乐，使享乐有理。要让人相信，让他们的生活美满是道德的，而不是不道德的。一切旨在促销的计划，都是要允许消费者自由地享受生活，让他知道他有权将凡是能使他的生活丰富、愉快的产品都放在他的周围。”可是，我也早就读到过狄德罗的警告：“我原先的寒伧的破衣服在哪儿？朋友们，留住你们的老朋友吧。小心别让奢侈击中……你们听听奢侈造成了多少灾害，一贯奢侈产生什么后果。”

这就是一个宣称享乐主义者的尴尬生活了。一面，是宣告的物质文明和培养情操的装饰美学的统一；一面，是被揭露的奢侈的灾害及其蔓延。什么时候起，购物，从家庭劳动的分工，从劳累辛苦的乏味，演变成了对占有需求的虚假满足了呢？记者问玛丽莲.梦露，你每天是穿什么牌子的睡衣入眠？梦露回答，我只穿香奈尔五号！罗兰.巴特一眼看穿了其后的心理属性：“美容用品的广告都建立在一种有关亲密隐私性的史诗表现。”消费，从一种原本具有私隐性的个人行为变成一种公开行为，是否也意味着，奢侈消费的意义，正在于满足一种关于亲密的隐私性的替换想象？万宝路的广告是作给女人看的，而香奈尔的德纳芙是给男人看的。你想和谁亲密接触，或者，你想成就哪一种梦幻人物的生活？它们都在大声地说：你可以通过物质的途径，到达它！——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被“自然化”了， 一种文化心理被转变成物质，物的自然属性。

现在，我悲伤地寄希望于时代机器。什么时候，我会从箱底找出那些旧衣服来一一欣赏？哦，遥远而温暖的嬉皮士年代啊。从“奶奶的旅行”二手货商店的货架上，他们反复端详列侬式的眼镜，即廉价又粗劣。那是时代文化的反面，既有对财富的明白显示的不屑一顾，又有对金钱颜色的轻蔑。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斯图尔特.霍尔从嬉皮士运动里看到了“对贫穷的认同”和“对传统中产阶级智慧的抛弃”。我当然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我应该更加有理由参与到对中产阶级智慧的批判阵营里去，并且努力学习从穷困的现状里津津有味地咀嚼更为务实的美感。更“和谐的贫穷”。从明天开始，……劈柴喂马！并且反复重复狄德罗的句子：奢侈丝毫不适合我的需要，因为贫穷几乎总是最亲切的。 

一个月前，我在当当买了一批书。当当的作业机制是严格的流水线。第二天，工作流程显示：正在配货。第三天，发货。一周后，交易结束。一个月后，邮箱里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当然，也是一种程式化热情：您好！我们邀请您对购买的图书发表评论。因为我们相信，您对购买的商品有着最深入的了解，您的评论将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您对于商品的切身感受将帮助其他顾客，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 

一个月的时间，当当着急地想，即使你无法一口气读完几本书，一定也大致翻阅过吧，新书拿到手上，大部分的人会在第一时间翻阅一下，看看是否有脱页、错印、破损的物理问题。这就够了，这个时代的效率，对于一本书，只要稍加翻阅，就可以给出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的评论了。重点是，影响他们。要影响他们。 

我多么想影响他们。可是，我无法做到。因为，这几本书并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我不是抱怨。并不是怎样急迫的书。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急迫的。他们跟我的时间相像，都有可有可无的重要性。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书去了哪里？30天，倘若不用快递，一个人端着这几本书，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发，他也一定可以走向我。那么，交易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又是怎样结束的？我想像在这个秋天的干燥的午后，一个身装制服，无精打采的送货员按照纸包上的地址，如约敲响某一扇门。像所有的交易一样，接过包裹的人安静地从钱包里取出准备好的钱。有一个微小的零头，是的，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他总是不耐烦送货的人在门口翻找零钱。房门朝向西南，在这个时段，我们就无法看清这个读者的脸了。他的身影有一圈被勾勒的线条，浮在背阴的光线里。这时候，似乎有风，在楼道里。但是南方的九月，这样的风也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一如某个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不发出一点响声。

很短的时间。整个过程，就像不经意地抬了一下手。半分钟？或者，一秒钟。也许还要短，短到几乎不被人看见。这个人嘟嚷了声什么。无需太注意，一般都是一个礼貌用语。送货的人转身走向电梯间，身后的门随即关闭。要等一会儿，电梯门打开，里面的灯光才会照亮这个送货员的脸，但是，即便他被置于灯光之下，给我们足够打量的时间，下一次，我们依然无法从大街上将它指认出来。 你可以将这种事情视为某个在场的事件。在场者即是存在者，那将把一个疏忽转向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命题。但是，比哲学还重要的，应该是节制我们的想像力。那个关闭的门内，读者打开包裹，他会不会像我一样，立即查看一下这些书？是的，没错，正是他要的。可是，我抑制不住好奇，谁会同时需要一本《古希腊娼妓史》和一本《语言学概论》？ 

一上网，我就不由自主地去看我订购而没有送到的书。它们已经完成交易，我不幻想它们会真正回到我的手上。我期待的是，有这样一个读者，同时在这两本书上，说出它们简短的，最具权威和真实性的评论。

一目了然，从书名看，就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故事。时间，在文学中几乎可以被替换成回忆。所以，也是关于回忆的故事。六月，在三个不同年代。1989年的希腊，白色的石头和风。1995年的苏格兰，绿色的草场和怀念。1999年的纽约，五颜六色的海滨别墅和生存勇气。

六月，从时间里被单独分离出来，贯穿了一个家族两代人的情感线索和各自的生活轨迹。在这样的时间踪迹里，情感、揣测、琢磨，一一被时间缓慢地掩藏、覆盖、修正。但是，并不是就此消失，它们更深地，在细节里潜伏下来，像一瓶酒，等待下一次开启，然后，释放最饱满的醇厚。

在阅读中，我无数次被这些悠长的细节带走。一个隐晦和明暗交织的情感主题。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份过分渲染情调的快餐饮料。作者有严谨、精确、节制的美学标准，这使得这部作品可能定格个人历史里最微妙、易逝、和耐人寻味的生活经验。

人物心理的复杂在细节里都有最恰当的表现。有读者说，竟然从一部美国当代作品里读到了奥斯丁。这种说法难免有些夸大，但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我联想到了伊夫林.沃。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述，像编织一条铰合在一起的双色围巾，那种如同熟睡时的呼吸一样，从容，而且安慰的节奏。有时似乎带着一些伤感，但是总体上是绝对平静和坦白的。

有一些提醒着时代背景的情节。比如同性恋、爱滋病、甚至试管婴儿。有一些不具有时代性的情节，比如死亡、家庭、模糊与爱情。长子芬诺承担了那些最感性的心理困惑。他在离开纽约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时候，留给他的同性情人一个便条，上面写着：“海外紧急家务，今夜航班，两周后返回”。然而，这么简短的句子却充满了恐慌和兴奋。“它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秘密，肉体的纠缠都没有达到的地方，它成就了真实感”。

作者朱莉亚.格拉丝。女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令人惊讶的，叙事上的稳定、成熟和对真实感的独特把握，还原了一种纯正而富有魅力的美学传统。

一个阴郁的年青人走过来，手里捏着一个处方。他准备去人民医院熬中药。我看到他的病历单上写着：失眠。这是一种正在被疗治的病。中药的名称繁复而神秘，写满了一张纸。他告诉我，他不能离开这些古老而优美的植物们。像一个老年人不能离开他的伴侣。

和两个朋友吃饭。一个人独居，他每夜都无法入睡，因为他不敢独自进入梦境。我这个假冒的心理医生随口说，哦，缺乏安全感。另一个，与室友合居，她持续地睡眠中断，在夜里随时醒来，像只被惊飞的雀鸟。我同样说，哦，缺乏安全感。于是，两个朋友看着我，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那些过分庄重的美国人，才会乏味地追究你的早年经历。我对弗洛伊德们始终有种心怀二意的尊敬。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从不失眠，我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困扰。这常常想，这些敏感而丰富的人啊，你们在不眠之夜，正想些什么？

我想起里尔克。诗人应该都有严重的失眠症。他真切地描绘过失眠者的感受：一根小绵线从床单缝里伸出来，变硬，又尖，像钢针。房间里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可是真的睡着了，又害怕暴露，说出害怕的一切，而一切都是不可言说。博尔赫斯将这种不可言说称为：醒与梦在同一平面上的发生。——“这把我们带入另一个假设，带入神秘主义者的假设，带入形而上学者的假设，带入与之相反的，但是与之相混杂的假设。”

不可言说的假设，就像仪式之不可言说。我喜爱的诗人钟鸣就把睡眠命名为一种仪式：“同规避和恭顺这两种感情以及具体的动作制约睡眠这一事实决定的（仪式）”。睡眠，更多时候像一场玻璃球游戏，充满了争夺、碰撞、和零碎的光的反射。普鲁斯特总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的一生似乎也是，似睡非睡，打量煤油灯的形状、翻领衬衫的形状、自己的形状。他可以在睡着时毫不费力地回到任意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然后说，“噢，我终于还是睡着了。”

我非常羡慕这些在睡眠的边缘旅行的人。羡慕这些天生具有仪式感的人。我觉得他们像怀揣纯钢弯刀的异士，有随意穿透玻璃的特异功能，开拓了一个我无法抵达的疆土。而我，我是这样一个庸俗的睡眠爱好者。睡眠对我而言，像一块金属，一抓住它，就能掂到沉甸甸的重量。我从来无法像一个热爱咀嚼的人，看着睡眠，像看慢慢暗下来的夏日暮晚，充满了灰尘、色彩、甚至阴暗的交替反复。

所以，我注定不能成为诗人。我将我才思枯竭和言语乏味的罪责一部分地归咎于我过分安定和正常的睡眠状态。我崇敬我另外两个朋友，一对夫妻，他们每天黎明睡觉，早上起床。面对他们，我常有深刻的内疚，我在想，对于这些忙碌的人，我的生命的意义是否减少了一大截。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我在昏睡里，而且没有梦。我在这种“低微的永恒”里自给自足，有一次，我翻阅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然后抄下了一首：“路在村外森林里长时间地走着，树，树在默契中沉默，它们有火光戏剧般的色彩，它们的叶子多么清晰！它们一直伴随我到家”。——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梦幻曲》。

从《南京》上片，我和橙子就四处打听，但是，没有电影院放映。一个月前，我们专程去一家电影院询问，错过了。十个影厅，它象征性地安排了一场。第二天，《变形金刚》来了，金刚强大，它庞大的机械洪流，吞没了所有的电影院所有的观众席。《南京》消失了。

橙子有心，留意到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日，果然，电影院仍然象征性地安排了一场。这次我们没有错过。

没有意外。纪录片。黑白的影像史料。仍然是常规化的历史纪录片模式。几个讲述人，关于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悲惨遭遇，个人的救赎经历，个人的角色，个人的复述。历史太大，它总是试图覆盖个人。但是，个人仍然在历史里顽强地发声，让板结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

没有意外。有人说，我不能承受片中的残酷镜头。我不认为这是一句实话，他们未免把自己想得太脆弱。中国人的视觉神经足够顽强。从我们出生，就不缺乏对苦难的视觉锻炼，幼儿园开始，就持续地组织观看这样的电影，从《南京大屠杀》到《火烧圆明园》。未及成年，你己经可以对苦难的表达方式习以为常。今天，任何时候打开电视，你仍会看到大量提醒你不忘国耻的镜头，我相信，对于一个历史观已然成型的成年人，它们不可能每一次都为你的激愤情绪添砖加瓦。

没有意外。也没有更加超出想像的渲染和表现。对于一个普通观众而言，我们看不出哪些是第一次披露的珍贵镜头，哪些是众所周知的普通资料。学术价值，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对这段历史已经熟悉，熟悉到所有的讲述都毫无悬念，所有细节都心中有数。当这些声音和素材已经成为话语文本，更多时候，所谓历史，对于个体情绪的唤起，更像是一种符号。

没有意外，但是，不等于无动于衷。我冷静地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大银幕上，几个中国人在讲，然后，几个外国人讲。镜头切换，在他们和他们的脸上。八十二分钟，在完整有序地讲完了历史里最短最冷最黑暗的几天之后，电影即将结束，像再血腥的历史，总有结束的时候。末段，镜头在几个讲述人的脸上快速地滑过。每人一句简短的结束语。当我听到最后一个外国人，拉贝先生的结束语，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下来。他说，“南京，在那最长的几天里，中国人，我有幸与他们在一起。”

南京，我有幸与他们在一起。这辈子，我听见无数关于历史的说话，但是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谁会说，我有幸与灾难在一起？我有幸与死亡在一起？我有幸与屠杀在一起？中国人的眼里，拉贝是救世主，大恩人，是天使和上帝派遣的使者。但是，我却从这句话里听到一种自我的定义。那是一种最基本的，对人的定义，谦卑、善意、同情。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同情，对人的基本概念和信仰里存在的善的同情，对人与人之间爱的本质的同情。我听到这句话里，被取消的种族、国界、阶级和地位。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人，仅仅以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在说话，他说，谢谢，让我有幸与苦难在一起，因为，它让我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触摸到我的人性，我的生命的核心。

我的眼泪抑制不住。我相信，我的八十二分钟，就是在等待这最后的一句话。前面，所有影像的积累和反复强化，都是为了这一句。许多时候，语言比影像更有力量。在已经符号化的历史记忆里，突然有一个词，这样强行地突围出来，让我板结的历史文本突然有了血色，让我冷漠的历史水域渐渐有了温度。有时候，我们不是对历史视而不见，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待，一种属于个人的，与历史联通的路口。甚至在一个不大可能的场合，比如电影院，或者人群里，突然地，显现出来。历史，以一句话或者一个词的面貌，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拍打你风尘仆仆的胸口。

对一段历史或者一部电影而言，当你感到哪怕瞬间的感动和颤栗，也都是一种幸运。

日本诗人吉增刚造某次参观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没有演出，二千六百个位子空虚着，他站在音乐厅，感到脊背有种东西在颤栗。他说，“在古塔似的卡内基音乐厅，我好似伫立在哪处废墟残砾之上，印象中仿佛与我在裂瓦、灰烬中的情景相似”。

我理解，诗人不能没有音乐。他主张澄静的倾听：“在音乐里澄静地倾听，我们感到在一种有形的状态里澄静我们的耳根”。可惜，我的耳根从来就像倒栽在裂瓦、灰烬里的枯树。我很少看到它喜悦的生长。哪怕这时候我一个人坐满卡内基的二千六百个位子，听磅礴的音乐在我的周围爆炸。

我去问周围所有的人，你们在什么时候听音乐？他们回答我，任何时候。任何时候——这样的回答总是不能让我满足。任何时候是什么时候？吃饭、睡觉、走路？他们被音乐带走，或者，音乐渗入他们，变成他们的表情、举止、言谈，甚至，一个人的容貌、身高、形体。我总在想，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什么样的秘密途径，可以像一个阀门，人走过去，拉下闸，就被音乐灌溉，然后，成长起来，变成这个人。

我的表妹星期天来我家，从我这里拿去很多CD。她说，她在写职业报告的时候不停地播放音乐。音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背景。听着某一种音乐，她的报告拿了全区职业评定的一等奖。这是音乐的作用！她说。——像一个坐在照相馆里的人，什么样的背景，将决定照片的亮度、色彩，和人的好心情。

可是，我写作从来不听音乐。所以，我不能够写出与各式音乐相匹配的文字。我的文字也看不见有音符大踏步行走或者伺机潜伏。不单写作，我也从不在走动中打开音乐。所以，音乐从未成为过我的背景。我清晰地记得安妮.鲁普《船讯》里的人物说过一句让我惊吓的话：“真正人生的一大悲剧就是没有背景音乐”。

豆瓣上的友邻给我写豆邮，问我，你听什么样的音乐？她问的是，听什么样的，而不是听不听。很简单，没有人是不听音乐的。我听什么？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想一下，确定不再有必须去做的事情，然后，端坐下来，决心听一遍舒伯特的《未完成》和《鳟鱼》，也许,两遍。这期间，我什么不干，甚至不能够去客厅倒一杯水，我想，此时我像一个没有失去劳动力而又有无数借口的懒惰之人。我就这么坐着，听，被当做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或者升级为一个隆重的事件。但是，还是难以记住它们的调子。我感觉，不光是耳根，它们集体躲开了我,他们没有给我敞开秘密通道，甚至，也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背景。

我的车上整天放的都是那两张碟，Ellington、或者Gillespie，一般都是这些早期的爵士大乐队。我已经听了数十遍。因为热闹，蓬勃，有动力。但是，它们也没有成为我的背景。阿飞碰巧坐我的车，我就问，旋律呢？它们的旋律在哪里？阿飞说，为什么你听不见？它们还在这里啊。我没有随身携带我的耳朵。它们无法成为我的背景。没人知道，它们是否成为我的方向盘的背景，我在听这些急促恢谐甚至有些得意洋洋的音乐，一边忧心仲仲地想着我的烦心事。

中国诗人王小妮看她的孩子挑选CD，小孩子问他两手空旷的母亲，你的音乐呢？就没有你想听的音乐吗？王小妮这样写：“他不明白，我已经是一架沉重、挑剔、很难发动的机器，一个坐在丰收的花生堆上也不发射的人。我已经不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得了的人”。

我已经不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得了的人。我很想知道，如何让音乐点燃一个人，或者就是简单地,顺利地成为他的背景？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仅属于他的背景音乐，或者音乐的背景。这甚至成为一项个人的私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音乐，他们的背景虚置或者错位。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音乐，这可以成为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属性标准。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做“你所拥有的东西能够代表你吗？”——世界各地抽出来若干家庭，所有的财产物品都从家里搬出来，与家庭成员一起拍下照片。照片上，我们得到最直观的结论：关于这个家庭的性质与内容。——其实，如果我是社会学家，我会把事情简单化。我想拍的照片是：一个人，和他的背景音乐。

读了一本小说，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三个中篇组成，三个中篇有相同的结构：侦探故事的编织类型。但是，它不是侦探故事。侦探故事以打开为目的。一层层找到缺口，分条析缕。顺藤摸瓜，或者逆流而上，一环环，一步步，有条不紊地剥开、暴露、呈现，最后，真相大白，像一个包裹，全部摊在桌面，一目了然。但是，这三个故事的叙述是逆向的。它不为寻找缺口，而是制造缺口。以人物而非事件为重心，人的想法、意识、感受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在这样的故事结尾，所有的秘密不是被公开而是被掩藏，所有的思想不是被解释而是被转移，所有的真相不是在终点，而是在更深的源头。

这是一种带有智力色彩的叙述方式。叙述里最难驾驭的，就是当这些最不可靠、最微妙、难以控制的单位成为叙述动力，整个作品将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半晦半明、带有危险的失控态势的结构难度。这种尝试，特别考验作者对作品全盘的操纵能力，也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包括范畴、节奏、语气，真正拥有了归属权和平衡力？我认为保罗.奥斯特在这一点上稍为可惜。许是身兼电影导演和剧作家，他把如此精彩的构思写得略显平滑和世故，多少放弃了作品的深度而照顾了它的可读性。对这种极具风格的创作形式的充分张扬，奥斯特，只能说，在最低的要求上，惊险地做到了。

不断制造缺口，故事变得内向和捉摸不定。层层捆扎，终于制成一个封闭的寓言，或者隐喻。但是，从包装绳扣打结的暗示，读者仍然可以知道元叙述表相下的真正命题。《玻璃城》、《幽灵》、《锁闭的房间》，表面化的三个侦探故事，分别是跟踪、窥视、寻人。内里的核心分别是：语言、文本、作者。

昨天，和橙子去看《不能说的秘密》。电影院除了这些，没有别的。原来！周杰伦骨子里是小情调的。想想，明白了。不是吗？周杰伦所有的歌，其实也都在唱同样的调子。故事讲述一个关于缺口的故事。时空错开悲剧地制造了一个不对位的感情缺口。言情领域里，那些最华丽和最标签的东西都给导演抓在了口袋中。然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来，摊在手里，给你看。不能不承认，这也需要聪敏。

这样的电影需要对小情调真心实意的热爱和对这种热爱勇敢的表达能力。周杰伦，必须说，在最低要求上，毫无惊险地做到了。

也要说到桂纶镁。桂纶镁很美，但是，没有盖过我对电影院的热情。

读了大名鼎鼎的班维尔。封底上写着“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不必相信，即使它真的是布克奖评委会说出的话。唯一的相似之处大概只是乔伊斯、贝克特与班维尔恰巧同乡的籍贯，而纳博科夫的灵巧机智举重若轻，至少这一本书里连影子也没有。

小说关于回忆。自从有了普鲁斯特，回忆成为一座众所周知的矿脉，尤其适合老人和枯萎的作家。班维尔以一个迟暮老人重回故地，回忆他一段灰暗的童年时光为主线，散文化铺陈，絮絮叨叨地营造一种混浊、纠葛、粘滞的情感现场。

散文化。没有比散文化更适合回忆了。回忆与散文的配搭像马和马鞍，天生一套。这种回忆方式应该比较接近逝水年华的时空纵深，也比较接近文学史要求的经典格调。更何况，班维尔将主人公的职业设计为一名艺术史学者。一名艺术史学者，人将终老，开始回忆他一段暖昧危险的童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次严肃文学里，高雅而优美的文学行程。可惜，班维尔和他的主人公一样沉闷，将整部书写得期期艾艾，拖泥带水。活像受到了莫名惊吓的小孩，带着无辜和不知所措的眼神。常常，笔触从一角沙滩跑开去，就迷了方向，只好面朝大海，望洋兴叹。整部作品读下来，没有一点新意和创见。语言小心翼翼，极其保守谨慎，情绪低迷，结构松懈。作为小说，它无趣。作为散文，它乏味。唯一的贡献或许是他给回忆这个永不落幕的主题又添加了一个标准化答卷。回忆，写作的易燃物，也是老年人的礼物。但是，一部关于回忆的作品，如果文风调路也像其主人公一样暮气沉沉，则恐怕只会有令人恹恹欲睡的效果。

布克奖的评委会成员一定也都是些老人了。老人对回忆这个题材，总有可以理解的，无限的宽容和耐心，所以，他们也对乏味和无趣有着同谋般的默契。

柏格曼（1918-2007）

我最尊重的导演。没有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我一直在看他的电影，以后也会继续看下去。

Sainkho Namtchylak，吐瓦、草原、天籁。2007，7月28日。（魏籽设计的门票）

 三年前，阿飞将这个孤绝的，鲜为人知的声音介绍给这个拥挤的城市。三年后，还是深圳，上步路，根据地酒吧。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机缘，Sainkho，再次现场发声。好几年了，阿飞在做着近乎同样的工作，倾尽全力地为陌生和冷淡的人群，推广和介绍他钟爱的声音艺术品。我只在开车的时候听他刻录给我的电台节目，我是那些陌生和冷淡里的一员。我太吝啬给予朋友肯定与赞美，我从来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也从来忽视了他们最诚恳的努力与好意。 

三年前，我没有去看那场演出。因为我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尤其是看到，有人那样笃信。我在这博客里写过一篇涣散的评论。事后删掉了，那也仅仅是因为它可能损害友情。我猜阿飞当时看到如此言论该是悲凉的，如同一个人伸手，拍打到结冰的湖面。 

其实我怀疑的不是Sainkho，我很少怀疑具体的个人，我怀疑模式和理念。比如，民族=世界。我怀疑这等式里的真诚性和立场站位。我要究竟等号的两条平滑直线，是妥协？还是商业？我曾经高谈阔论地与moni陈述我的艺术观，moni只在我长篇大论后轻松地回应：为什么要追究这些？只要喜欢，只要你喜欢啊，其他都不成立。 

我无话可说。那些人，听到声音，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在幽暗的房舍后围拢一个圈，或者席地而坐，有阴凉的蔽荫和井水，同时可以看到远处山顶，透过树梢的日冕，发出信号般默契的光环。 

这一次，阿飞同样邀请我，我没有拒绝。我见到这个揭开了包装纸的Sainkho，枯瘦的老太太，体内有一个风口，风声忽大忽小，经过她，发出呼啸，或者低鸣。我注意她的表情，因为表情单调。除了音乐带起，她将自己全然交付旋律，其他时候，她安静地坐着，或者站着。酒吧里人头浮动，但是，她看不见。谁也无法靠近她，她在自己的领地里，她在自己的声音里。人声鼎沸，她是全场最安静的人。一个被节奏模拟的人，一个怀惴秘密的人，举着牛皮鼓，一下，一下，坚定地敲，相应地，传出与鼓点一样，最简练的意志，和孤独。 

我不准备描述，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温情脉脉或者尽情狂欢的夜晚。我猜，将会有无数的人洋洋洒洒地描述观感，而我只是看到、听到。没有什么别样，这个唱歌的人，与照片上的样子没有差别。她的声音，也不比CD里的更离奇。一切都在预想中，甚至包括观众将她围在中间，无伴奏清唱，像偶然闯进村庄的游客，围着火盆，看木柴的火焰渐渐升高，或者熄灭。我在外围，没有必要的激动和兴奋，也不感到失望和遗憾。 

这就够了。谢谢阿飞，还有陪同我前往的朋友。虽然，我依然强烈地不习惯到酒吧里去，哪怕肃然起敬的声音艺术家在人群中间，那里依然像个丧尽天良的社交市集。  

今天又去书市。我不能去这些丧心病狂的地方，贪婪本性纵虎归山。仗着先欠下书老板阿飞的账，一摞摞地抱书，像清扫大街上不要钱的树叶子。每次，橙子大笔消费，会悔恨地发短信给我说，真堕落，又买奢侈品了。我就想，我是每月例行堕落，死不悔改。原本是陪橙子打球，可终了还是跟阿飞去书市娱乐消费。

午餐闲聊。有人谈论陈楚生。人民的话题，除开股票，就是陈楚生。睁眼看着周遭友人被生生挤压成陈楚生的粉丝，非常惊恐。这种由面到粉的过程，一点点地演变，不亚于传奇剧。初始旁观，然后散财呐喊，再到孤注一掷，赤膊上阵，全情投入。听不得陈楚生三个字，陈楚生已然不是一个有血肉的人，符码化，像麻醉品，或者催情剂。粉遇见水，囫囵囵搅成一团，有壮烈恰如牺牲的快乐，有幸福的彼岸，近在咫尺。

回家，翻杂志，刚巧读到湖南师大教授欧阳菁的一篇社会学文章，谈粉丝：“粉丝热潮之所以经久不息，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它为孤寂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全新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粉’的名义下，毅然将现实的平谈抛在脑后，转而踏上梦境般激情无限的追星之旅”。我跟阿飞聊天，用的词是，“理想化的塑形”。忠诚于一个被自已理想化塑形的偶像，粉丝们，是值得为其献出自己的。

我其实羡慕可以成为一个阵营里的粉。它有一个动力学的要素：激情。我不知道自己还对什么饱有如此激情。我也看超女快男，可是始终坐在台下不逾半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缺乏开拔脚力催城拔寨的激情，便只好老实本分地做一场戏的看客。那么，人的生命总有侧身倾斜的时刻吧，总要有为之弯腰俯首的点。如同阿飞敛碟，我之揽书。我们可能是最没有浪漫情怀的，乏味的物质占有者。我们青睐实体的，或者，更远一点，抽象的。

你有过失控的时刻吗，速滑式，向下，或者向上，离心的加速度。我承认，我更像一个身体主义者，所谓彼岸，我更信赖此岸的快感。我毫无悬念的享乐主义信念像酵片一样埋藏在体内，只有它才是澎湃的发动机。理性主义者其实像一个包装过度的谎话，其形象是辛格小说里，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先生，当庄重遇见欲望，心甘情愿地缴械。食欲、物欲、情欲。我来历不明的坚持，可能在任意一个暗昧的黄昏，因为欲望的萌动而轰然倒塌。

所以，我的献身其实与粉丝们的献身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满足感，只是方向不同。他们向外，将力释放，给某一个偶像，献出自已。而我是向内的，将欲望收拢入怀，为自己无法安放的空虚，粉身碎骨。 

该写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写，一个字也没有。不要问我做什么去了，我什么也没干。每天游荡。走在路上，突然掉进了藻井。很多年了，我知道那里有一口井。家门口，每天经过，我小心地绕开，像绕开永远不会蒸发的水洼。原本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好奇。然而某一天，我竟自走到井台，探头向下，混沌的湿气迎面袭来。我把头低下，再低一点，试图看清那冒险的空间。当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四周的光线急速地变暗。像电影里切换的镜头，我抬头，已经身处井底。

这不是一个梦。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像梦，而不要说梦像生活。该写点什么？威廉斯每天坚持写点东西。谁都知道，每天坚持写，意义不大。可是，史蒂文斯说，威廉斯或许只是为了达到完美而在做练习：他练习，是为了克服他的模糊和晦涩，他练习，是为了把他的题材带至或试图带至某个专注的程度。

请把我带至某个专注的程度。像抹玻璃，或者擦拭镜片，希望借此看得清楚。它们是现实的拓印。可是，有时候，我已经习惯污秽与灰尘。我宁愿去适应模糊与混乱。我的车很久没洗，每一个坐车的朋友都会皱眉，多久没洗车了？三个月。三个月没洗车了，倒视镜里的马路看上去像中世纪的市街。而夜晚的光线，我一厢情愿地想，或许因为模糊，而没有事实上的溃败。

我不知道怎么写。如果写，无非如我此时的呓语。我的唯文本主义让我左顾右盼。我深知我的弱点，醉心描写而短于叙述，像一个热衷于地毯上的铆钉而忽略花纹的人。波伏瓦在自传里提到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地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有意思了，他不会这样写，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再想到另一样东西，那么，另一样与这一样，有多大的相似？

D.a.w.n，亲爱的朋友，一个空气盒子无法回答令人信服的问话。我无法区分鸟类迥异的命名，我的眼里没有羽毛，偶尔滑过的是短促的鸣叫。弗洛斯特的话说，这就像是诗歌与俚语“浪漫的落差”。我没有可资依靠的智力，因为你要求得过于纤细，像羽毛中注满了绿色动力的茎管。或者，更像一个修辞上的鸿沟。

该写些什么。我的朋友，如果早上我起得早，恰巧抬眼，看到井口外的天空有洁净的宽容的羽毛，那么，请给我专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