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日本诗人吉增刚造某次参观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没有演出，二千六百个位子空虚着，他站在音乐厅，感到脊背有种东西在颤栗。他说，“在古塔似的卡内基音乐厅，我好似伫立在哪处废墟残砾之上，印象中仿佛与我在裂瓦、灰烬中的情景相似”。

我理解，诗人不能没有音乐。他主张澄静的倾听：“在音乐里澄静地倾听，我们感到在一种有形的状态里澄静我们的耳根”。可惜，我的耳根从来就像倒栽在裂瓦、灰烬里的枯树。我很少看到它喜悦的生长。哪怕这时候我一个人坐满卡内基的二千六百个位子，听磅礴的音乐在我的周围爆炸。

我去问周围所有的人，你们在什么时候听音乐？他们回答我，任何时候。任何时候——这样的回答总是不能让我满足。任何时候是什么时候？吃饭、睡觉、走路？他们被音乐带走，或者，音乐渗入他们，变成他们的表情、举止、言谈，甚至，一个人的容貌、身高、形体。我总在想，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什么样的秘密途径，可以像一个阀门，人走过去，拉下闸，就被音乐灌溉，然后，成长起来，变成这个人。

我的表妹星期天来我家，从我这里拿去很多CD。她说，她在写职业报告的时候不停地播放音乐。音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背景。听着某一种音乐，她的报告拿了全区职业评定的一等奖。这是音乐的作用！她说。——像一个坐在照相馆里的人，什么样的背景，将决定照片的亮度、色彩，和人的好心情。

可是，我写作从来不听音乐。所以，我不能够写出与各式音乐相匹配的文字。我的文字也看不见有音符大踏步行走或者伺机潜伏。不单写作，我也从不在走动中打开音乐。所以，音乐从未成为过我的背景。我清晰地记得安妮.鲁普《船讯》里的人物说过一句让我惊吓的话：“真正人生的一大悲剧就是没有背景音乐”。

豆瓣上的友邻给我写豆邮，问我，你听什么样的音乐？她问的是，听什么样的，而不是听不听。很简单，没有人是不听音乐的。我听什么？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想一下，确定不再有必须去做的事情，然后，端坐下来，决心听一遍舒伯特的《未完成》和《鳟鱼》，也许,两遍。这期间，我什么不干，甚至不能够去客厅倒一杯水，我想，此时我像一个没有失去劳动力而又有无数借口的懒惰之人。我就这么坐着，听，被当做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或者升级为一个隆重的事件。但是，还是难以记住它们的调子。我感觉，不光是耳根，它们集体躲开了我,他们没有给我敞开秘密通道，甚至，也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背景。

我的车上整天放的都是那两张碟，Ellington、或者Gillespie，一般都是这些早期的爵士大乐队。我已经听了数十遍。因为热闹，蓬勃，有动力。但是，它们也没有成为我的背景。阿飞碰巧坐我的车，我就问，旋律呢？它们的旋律在哪里？阿飞说，为什么你听不见？它们还在这里啊。我没有随身携带我的耳朵。它们无法成为我的背景。没人知道，它们是否成为我的方向盘的背景，我在听这些急促恢谐甚至有些得意洋洋的音乐，一边忧心仲仲地想着我的烦心事。

中国诗人王小妮看她的孩子挑选CD，小孩子问他两手空旷的母亲，你的音乐呢？就没有你想听的音乐吗？王小妮这样写：“他不明白，我已经是一架沉重、挑剔、很难发动的机器，一个坐在丰收的花生堆上也不发射的人。我已经不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得了的人”。

我已经不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得了的人。我很想知道，如何让音乐点燃一个人，或者就是简单地,顺利地成为他的背景？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仅属于他的背景音乐，或者音乐的背景。这甚至成为一项个人的私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音乐，他们的背景虚置或者错位。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音乐，这可以成为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属性标准。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做“你所拥有的东西能够代表你吗？”——世界各地抽出来若干家庭，所有的财产物品都从家里搬出来，与家庭成员一起拍下照片。照片上，我们得到最直观的结论：关于这个家庭的性质与内容。——其实，如果我是社会学家，我会把事情简单化。我想拍的照片是：一个人，和他的背景音乐。

读了一本小说，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三个中篇组成，三个中篇有相同的结构：侦探故事的编织类型。但是，它不是侦探故事。侦探故事以打开为目的。一层层找到缺口，分条析缕。顺藤摸瓜，或者逆流而上，一环环，一步步，有条不紊地剥开、暴露、呈现，最后，真相大白，像一个包裹，全部摊在桌面，一目了然。但是，这三个故事的叙述是逆向的。它不为寻找缺口，而是制造缺口。以人物而非事件为重心，人的想法、意识、感受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在这样的故事结尾，所有的秘密不是被公开而是被掩藏，所有的思想不是被解释而是被转移，所有的真相不是在终点，而是在更深的源头。

这是一种带有智力色彩的叙述方式。叙述里最难驾驭的，就是当这些最不可靠、最微妙、难以控制的单位成为叙述动力，整个作品将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半晦半明、带有危险的失控态势的结构难度。这种尝试，特别考验作者对作品全盘的操纵能力，也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包括范畴、节奏、语气，真正拥有了归属权和平衡力？我认为保罗.奥斯特在这一点上稍为可惜。许是身兼电影导演和剧作家，他把如此精彩的构思写得略显平滑和世故，多少放弃了作品的深度而照顾了它的可读性。对这种极具风格的创作形式的充分张扬，奥斯特，只能说，在最低的要求上，惊险地做到了。

不断制造缺口，故事变得内向和捉摸不定。层层捆扎，终于制成一个封闭的寓言，或者隐喻。但是，从包装绳扣打结的暗示，读者仍然可以知道元叙述表相下的真正命题。《玻璃城》、《幽灵》、《锁闭的房间》，表面化的三个侦探故事，分别是跟踪、窥视、寻人。内里的核心分别是：语言、文本、作者。

昨天，和橙子去看《不能说的秘密》。电影院除了这些，没有别的。原来！周杰伦骨子里是小情调的。想想，明白了。不是吗？周杰伦所有的歌，其实也都在唱同样的调子。故事讲述一个关于缺口的故事。时空错开悲剧地制造了一个不对位的感情缺口。言情领域里，那些最华丽和最标签的东西都给导演抓在了口袋中。然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来，摊在手里，给你看。不能不承认，这也需要聪敏。

这样的电影需要对小情调真心实意的热爱和对这种热爱勇敢的表达能力。周杰伦，必须说，在最低要求上，毫无惊险地做到了。

也要说到桂纶镁。桂纶镁很美，但是，没有盖过我对电影院的热情。

读了大名鼎鼎的班维尔。封底上写着“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不必相信，即使它真的是布克奖评委会说出的话。唯一的相似之处大概只是乔伊斯、贝克特与班维尔恰巧同乡的籍贯，而纳博科夫的灵巧机智举重若轻，至少这一本书里连影子也没有。

小说关于回忆。自从有了普鲁斯特，回忆成为一座众所周知的矿脉，尤其适合老人和枯萎的作家。班维尔以一个迟暮老人重回故地，回忆他一段灰暗的童年时光为主线，散文化铺陈，絮絮叨叨地营造一种混浊、纠葛、粘滞的情感现场。

散文化。没有比散文化更适合回忆了。回忆与散文的配搭像马和马鞍，天生一套。这种回忆方式应该比较接近逝水年华的时空纵深，也比较接近文学史要求的经典格调。更何况，班维尔将主人公的职业设计为一名艺术史学者。一名艺术史学者，人将终老，开始回忆他一段暖昧危险的童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次严肃文学里，高雅而优美的文学行程。可惜，班维尔和他的主人公一样沉闷，将整部书写得期期艾艾，拖泥带水。活像受到了莫名惊吓的小孩，带着无辜和不知所措的眼神。常常，笔触从一角沙滩跑开去，就迷了方向，只好面朝大海，望洋兴叹。整部作品读下来，没有一点新意和创见。语言小心翼翼，极其保守谨慎，情绪低迷，结构松懈。作为小说，它无趣。作为散文，它乏味。唯一的贡献或许是他给回忆这个永不落幕的主题又添加了一个标准化答卷。回忆，写作的易燃物，也是老年人的礼物。但是，一部关于回忆的作品，如果文风调路也像其主人公一样暮气沉沉，则恐怕只会有令人恹恹欲睡的效果。

布克奖的评委会成员一定也都是些老人了。老人对回忆这个题材，总有可以理解的，无限的宽容和耐心，所以，他们也对乏味和无趣有着同谋般的默契。

柏格曼（1918-2007）

我最尊重的导演。没有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我一直在看他的电影，以后也会继续看下去。

Sainkho Namtchylak，吐瓦、草原、天籁。2007，7月28日。（魏籽设计的门票）

 三年前，阿飞将这个孤绝的，鲜为人知的声音介绍给这个拥挤的城市。三年后，还是深圳，上步路，根据地酒吧。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机缘，Sainkho，再次现场发声。好几年了，阿飞在做着近乎同样的工作，倾尽全力地为陌生和冷淡的人群，推广和介绍他钟爱的声音艺术品。我只在开车的时候听他刻录给我的电台节目，我是那些陌生和冷淡里的一员。我太吝啬给予朋友肯定与赞美，我从来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也从来忽视了他们最诚恳的努力与好意。 

三年前，我没有去看那场演出。因为我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尤其是看到，有人那样笃信。我在这博客里写过一篇涣散的评论。事后删掉了，那也仅仅是因为它可能损害友情。我猜阿飞当时看到如此言论该是悲凉的，如同一个人伸手，拍打到结冰的湖面。 

其实我怀疑的不是Sainkho，我很少怀疑具体的个人，我怀疑模式和理念。比如，民族=世界。我怀疑这等式里的真诚性和立场站位。我要究竟等号的两条平滑直线，是妥协？还是商业？我曾经高谈阔论地与moni陈述我的艺术观，moni只在我长篇大论后轻松地回应：为什么要追究这些？只要喜欢，只要你喜欢啊，其他都不成立。 

我无话可说。那些人，听到声音，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在幽暗的房舍后围拢一个圈，或者席地而坐，有阴凉的蔽荫和井水，同时可以看到远处山顶，透过树梢的日冕，发出信号般默契的光环。 

这一次，阿飞同样邀请我，我没有拒绝。我见到这个揭开了包装纸的Sainkho，枯瘦的老太太，体内有一个风口，风声忽大忽小，经过她，发出呼啸，或者低鸣。我注意她的表情，因为表情单调。除了音乐带起，她将自己全然交付旋律，其他时候，她安静地坐着，或者站着。酒吧里人头浮动，但是，她看不见。谁也无法靠近她，她在自己的领地里，她在自己的声音里。人声鼎沸，她是全场最安静的人。一个被节奏模拟的人，一个怀惴秘密的人，举着牛皮鼓，一下，一下，坚定地敲，相应地，传出与鼓点一样，最简练的意志，和孤独。 

我不准备描述，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温情脉脉或者尽情狂欢的夜晚。我猜，将会有无数的人洋洋洒洒地描述观感，而我只是看到、听到。没有什么别样，这个唱歌的人，与照片上的样子没有差别。她的声音，也不比CD里的更离奇。一切都在预想中，甚至包括观众将她围在中间，无伴奏清唱，像偶然闯进村庄的游客，围着火盆，看木柴的火焰渐渐升高，或者熄灭。我在外围，没有必要的激动和兴奋，也不感到失望和遗憾。 

这就够了。谢谢阿飞，还有陪同我前往的朋友。虽然，我依然强烈地不习惯到酒吧里去，哪怕肃然起敬的声音艺术家在人群中间，那里依然像个丧尽天良的社交市集。  

今天又去书市。我不能去这些丧心病狂的地方，贪婪本性纵虎归山。仗着先欠下书老板阿飞的账，一摞摞地抱书，像清扫大街上不要钱的树叶子。每次，橙子大笔消费，会悔恨地发短信给我说，真堕落，又买奢侈品了。我就想，我是每月例行堕落，死不悔改。原本是陪橙子打球，可终了还是跟阿飞去书市娱乐消费。

午餐闲聊。有人谈论陈楚生。人民的话题，除开股票，就是陈楚生。睁眼看着周遭友人被生生挤压成陈楚生的粉丝，非常惊恐。这种由面到粉的过程，一点点地演变，不亚于传奇剧。初始旁观，然后散财呐喊，再到孤注一掷，赤膊上阵，全情投入。听不得陈楚生三个字，陈楚生已然不是一个有血肉的人，符码化，像麻醉品，或者催情剂。粉遇见水，囫囵囵搅成一团，有壮烈恰如牺牲的快乐，有幸福的彼岸，近在咫尺。

回家，翻杂志，刚巧读到湖南师大教授欧阳菁的一篇社会学文章，谈粉丝：“粉丝热潮之所以经久不息，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它为孤寂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全新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粉’的名义下，毅然将现实的平谈抛在脑后，转而踏上梦境般激情无限的追星之旅”。我跟阿飞聊天，用的词是，“理想化的塑形”。忠诚于一个被自已理想化塑形的偶像，粉丝们，是值得为其献出自己的。

我其实羡慕可以成为一个阵营里的粉。它有一个动力学的要素：激情。我不知道自己还对什么饱有如此激情。我也看超女快男，可是始终坐在台下不逾半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缺乏开拔脚力催城拔寨的激情，便只好老实本分地做一场戏的看客。那么，人的生命总有侧身倾斜的时刻吧，总要有为之弯腰俯首的点。如同阿飞敛碟，我之揽书。我们可能是最没有浪漫情怀的，乏味的物质占有者。我们青睐实体的，或者，更远一点，抽象的。

你有过失控的时刻吗，速滑式，向下，或者向上，离心的加速度。我承认，我更像一个身体主义者，所谓彼岸，我更信赖此岸的快感。我毫无悬念的享乐主义信念像酵片一样埋藏在体内，只有它才是澎湃的发动机。理性主义者其实像一个包装过度的谎话，其形象是辛格小说里，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先生，当庄重遇见欲望，心甘情愿地缴械。食欲、物欲、情欲。我来历不明的坚持，可能在任意一个暗昧的黄昏，因为欲望的萌动而轰然倒塌。

所以，我的献身其实与粉丝们的献身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满足感，只是方向不同。他们向外，将力释放，给某一个偶像，献出自已。而我是向内的，将欲望收拢入怀，为自己无法安放的空虚，粉身碎骨。 

该写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写，一个字也没有。不要问我做什么去了，我什么也没干。每天游荡。走在路上，突然掉进了藻井。很多年了，我知道那里有一口井。家门口，每天经过，我小心地绕开，像绕开永远不会蒸发的水洼。原本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好奇。然而某一天，我竟自走到井台，探头向下，混沌的湿气迎面袭来。我把头低下，再低一点，试图看清那冒险的空间。当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四周的光线急速地变暗。像电影里切换的镜头，我抬头，已经身处井底。

这不是一个梦。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像梦，而不要说梦像生活。该写点什么？威廉斯每天坚持写点东西。谁都知道，每天坚持写，意义不大。可是，史蒂文斯说，威廉斯或许只是为了达到完美而在做练习：他练习，是为了克服他的模糊和晦涩，他练习，是为了把他的题材带至或试图带至某个专注的程度。

请把我带至某个专注的程度。像抹玻璃，或者擦拭镜片，希望借此看得清楚。它们是现实的拓印。可是，有时候，我已经习惯污秽与灰尘。我宁愿去适应模糊与混乱。我的车很久没洗，每一个坐车的朋友都会皱眉，多久没洗车了？三个月。三个月没洗车了，倒视镜里的马路看上去像中世纪的市街。而夜晚的光线，我一厢情愿地想，或许因为模糊，而没有事实上的溃败。

我不知道怎么写。如果写，无非如我此时的呓语。我的唯文本主义让我左顾右盼。我深知我的弱点，醉心描写而短于叙述，像一个热衷于地毯上的铆钉而忽略花纹的人。波伏瓦在自传里提到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地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有意思了，他不会这样写，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再想到另一样东西，那么，另一样与这一样，有多大的相似？

D.a.w.n，亲爱的朋友，一个空气盒子无法回答令人信服的问话。我无法区分鸟类迥异的命名，我的眼里没有羽毛，偶尔滑过的是短促的鸣叫。弗洛斯特的话说，这就像是诗歌与俚语“浪漫的落差”。我没有可资依靠的智力，因为你要求得过于纤细，像羽毛中注满了绿色动力的茎管。或者，更像一个修辞上的鸿沟。

该写些什么。我的朋友，如果早上我起得早，恰巧抬眼，看到井口外的天空有洁净的宽容的羽毛，那么，请给我专注的力量。

今天豆瓣首页又看到一篇给译本纠错的高文。这样的纠错文章每天机器一样源源产出，读者大有受益匪浅之感，我一般都不以为然。有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字，一个标点上锱珠计较，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那些对自己更有用的书上？当然，如此说话倒并非因为我钟爱塞林格和李文俊，便容不得别人挑三拣四。而是因为至少我知道，翻译是一项高度专业、复杂的文化活动，恐怕不是所谓什么“信、雅、达”标准就可以一统天下的。

若说专业理论的书藉，通常直译是必要的，为了不误人子弟，概念常识术语便来不得半点蒙混，可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扩展和文学创作的活动，所谓“等值”的要求便来得有点一厢情愿或者荒诞不经，说白了，一对一的等值移动不过是种先验的幻想，一头扎进“正误”、“好坏”、“对错”的二元标准来评判文学翻译文本，更是疏忽了翻译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许多人不明白，尤其是那些自诩外文水准一流的外语高材生，对翻译的理解，恐怕仅仅是把原文当作正文，把翻译当作派生的、模仿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取消了文本翻译的主动性和动态性，完全不知道，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恰恰也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na Even-Zohar）就提出一个概念，将翻译文本从附属和边缘文化系统中解放出来，认为对翻译学的态度不应该如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那样，以呈现原文的“物质内容”为重心，更应该以一种历时性的观点动态地界定翻译的功能，即，应该重点考察翻译文本呈现出的，物质内容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是什么选择了一个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翻译决策？是什么影响了一个作者对风格理解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在翻译能力的支持下实现了作者的翻译实践行为？而这样的选择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文化接受和后果？关乎时代、语境、文化动力、规则、特异倾向……我认为，这些才是更值得翻译学深入研究的对象。当然，我不排斥技术规范的重要性，“晓畅、真实、信任、理解”这些技术规范也是翻译能力与道德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大的，更有价值的角度上讲，动态的、放置在文化的历史变革中的翻译形式，放置在微观的文本重构中的新的翻译诗学，放置在多元系统中的比较研究，是不是更有研究意义的翻译学课题？可惜的是，这样的东西鲜有人做，那些外文高材生更不会去做。

那些技术主义者的文章，挑完了可有可无吹毛求疵的错误后，通常就会得到一个感觉良好的逻辑结论，名家算什么，如果你这些词都不妥当，那你就别去弄，一来坏了名声，二来苦了读者。我的要求没那么高，我庆幸的是，名家们没有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否则，我不会在十年前接触到那么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等着这些高材生来弄塞林格？我们就准备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吧。

朋友从成都回来。说回来不确切，准确地说，是过来。两年前我们在湖贝路大排档给他饯行，他从这里移民去了成都。现在我们又聚在湖贝路，同一家餐厅，但是，仅仅两年，似乎人已经不同。

坐在我旁边，两年的时间，其人相貌无改，年近三十，还有青春的表情，快乐的笑容和洒脱的举止。用我们的话说，是往健康里活过去了。这一回，他过来办户口，接下来就赶赴重庆下面的一个小城，开始下一段公务员生涯。一目了然，新生活在热情地招手，我们祝贺他。

我又要叹气，我在想，有多聪明的人啊。把自己的人生筹划得淋漓尽致，有板有眼，像首起承转合都拿捏了分寸的曲子。三十岁前，由着自己的性子，过一种浪荡的，甚至是流离的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点点年轻人的英勇，一点点少不更事的无羁，一点点浑不吝的颓丧，还有一点点晕头转向。但是，也都是一点点，反正青春打底，一点点，总是有惊无险。先在大公司做小职员，再去小公司做大职员。爱摇滚，爱电影，爱报纸上的小故事。随时随地，他可以跑掉，去旅行，或者以旅行的心态藏在城市一角。听人说成都的好，立刻跑过去开了一家玩具店，即使没有人买玩具，我猜玩具们不会被浪费。一个孩子的心，很强大的，可以应付摇摆的世界。可是，突然，三十将至，然后，生活就被他重新布置。

接下来，我可以想象，他将像所有的公务员或者政府官员一样。存钱置业，娶妻生子，像所有的中年人或者将中年的人一样，富足、安康、平和，这些将成为他的生活主词。但是，也正是有前面那些铺垫，这些词将显得更加稳妥，更加确凿，更加有弹性。我常常想，人在一生中每一个阶段，任务是不同的，一个在街头歌唱的年青人，我们会感到那种恣扬的可爱，而一个酒醉的中年人，只会让人心生可怜。他是智慧的。我始终认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是应该在年轻时候，有隶属于年轻的，被放大的任性，而到中年，有一种可以掌握的沉着和整饬。只是，如此人生雕琢，不是尽人皆得，除了机会、才能，还要有一种源自天然的，与成长相匹配的资质。

真的很欣赏他，该过去的过去，该过来的过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又都是得来不易。如果换我，我也选择他这一款人生。

抱歉，很久没写字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去准备考试。结果是，考砸了。但是我的朋友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她说，恭喜你又顺利返回原来的生活。似乎，我身边的人都不相信我是一个实际生活里的失败者。我不适合考试。当我告诉我的音乐老师，我可能无法通过这次考试，他哈哈大笑说，在我看来，除了生孩子，你什么都可以做到。我很诧异朋友们对我竟然有如此毫无原则的信任。我不知道是什么为我塑造了一个虚假强大的社会形象。但是事实上，我整个人生，都命中注定是一个考试失败者。幼儿园考不上小学，小学考不上初中，初中考不上高中。在中国，一个考试失败者的意义几乎等同于一整个人生的失败。某天，我的父母终于面对现实，好吧，你不必去上高中了。他们是对的，事实证明，他们从那一天起，无需痛苦地面对我考试失败的客观打击了。他们开始理性地接受一个失败者的人生定位。

现在，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很快活地，当晚就开始重复我看电影、读小说、发呆和胡思乱想的生活。重复，我想，如果人生有关键词，这是我的一个。我依赖并且享受这样的生活格式。偶尔，我独自出去走走，有人问，你的旅行体验是什么？我说，最大的体验是，一出门，我就感到如此强烈地，想要回去。回到我恒定的生活内容中，回到暗淡的小屋，坐到我的椅子上。是的，只要稍加改变，我们就会发现，原有的，强大的生活秩序对自己是如何地形成了一种内引力。我们需要这种力的支持。只有它，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可以为我们所支配和控制的个人真实。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明确地感到存在的实体性。我们，与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共同建筑了一种稳定的人生结构。我们，与我们的历史细节，形成叙事的互文。

读心理学，铺天盖地的理论术语天苍苍野茫茫。索性去逛书市。逛书市是一项休闲娱乐活动。我每个月去一次，扛一箱回来，买书，跟买水果买菜买生活用品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消费活动。只是更消耗体力，因为你得把看起来顺眼的，一本本从海里拎出来，这是个力气活。每次和阿飞一起，从上午到下午，最后的结果总是筋疲力尽，还加上，身首异处。心理学的观点，人在身体疲劳的时候，大脑也停止工作。我每次去买书都会这样，坐在一摞意识流的名著上发呆，阿飞说，福克纳又出了几本书。我毫无表情地说，福克纳是谁？不认识。

我非常害怕某一本书是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我不能判断它的基本价值，这让人惊慌。蒙田说，我知道什么？不知道也很好，因为每意识到一次“无知”，起码就存在了一次知道的机会。所以，只要不知道的，我就理由充分地往购物筐里放。阿飞很惊讶，他说，你怎么能买那么多书？我说，这是我的爱好。我爱好的，是一种以某种经济消费的形式抵挡无知的策略。买回来也看不了，但是总要慰藉自己，买了，起码有了“知道”的物质形式。

经济学里说，知识没有成本。它说的是，一旦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而不知道的，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才可以获得。我缺乏智力成本，所以想当然地以为，花钱买了东西，东西就是你的了。作为商品的知识，也不例外。书市里有本新书，叫做《30天让你精通心理学》，多么荒谬。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多么渴望它是有效的，只需要花一本书的钱，少量的时间，低廉的智力成本就可以不仅知道，而且“精通”。这样的书很多，我猜一定也很好卖，因为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

当然，我不会愚蠢到果真买下这样的书。我再无知，也知道没有哪一种学问可以30天精通。作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乔姆斯基曾经揶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什么了不起，它的全部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不懂经济学，却从此对经济学肃然起敬。多么令人神往的学科啊，两星期就掌握了！这不正是现代数学教父大卫.希尔伯曾经无比美妙地描绘过的数学前景吗。汪丁丁写过一篇文章，大意说，一门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于根本用不着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够解释整个世界了。

谁可以两星期解释整个世界？英文谚语：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经济学上有一条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里，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买书、读书、甚至扩展到整个人生，无不如是。

看到豆瓣首页有人写的书评。首先让我注意的，不是所评之书，是写评书的人。这人名叫“某卡夫卡”。某卡夫卡，张卡夫卡、王卡夫卡、刘卡夫卡。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如果你偶然去过任意一个与文学有点关系的网站或者论坛，你不必有很强的观察力也会发现，名叫卡夫卡的人多得像满地的瓜子壳。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谈过一桩真实经历。他去参加聚会，聚会的人互不相识，要求来宾登记称谓。他临时决定叫自己卡夫卡。组织者郑重其事地在一张白纸上用黑墨水写了大大的三个汉字：卡、夫、卡。然后用别针醒目地戴在胸前，方便与会者老远就知道该怎么与他打招呼。“就这样，我冒名顶替了一个名叫卡夫卡的人，大摇大摆地穿堂过室”。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像这个名字本身一样，巨大的荒诞。”

原南斯拉夫有一个女作家，叫杜布洛芙卡.乌格列西奇，她听见同事彼得罗维奇在大声抱怨，“如果我做不了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我起码要做一个捷克人或者匈牙利人”。苦闷的原因很简单，父母给他的名字里没有字母“K”，不然可以跟文学市场上走红的昆德拉（Kundera）、康拉德(Konrad)、再不济还有克利玛(Klima)攀上些渊源。乌格列西奇劝她要当机立断，“何不早早地改名叫凯夫卡（Kefka）？”这个即兴的念头没有说服彼得罗维奇，却打动了乌格列西奇自己，没多久，乌格列西奇决定给自己改名叫凯夫卡，她打电话告诉彼得罗维奇，怕他先行抢走了自己的创意，没料到后者回答，“我已经把名字改成了克夫塔（Kufta）”。

对于这则发表在1992年《党派评论》上的小故事，当年陆建德的评论是：卡夫卡式的变形令人毛骨悚然——好端端的小职员格里高尔一夜间变成一只屎蜣螂，求道派的升华则值得钦羡：边远地区的井底之蛙纵身一跳，发现自己在地球的中心做世界公民。

我没有陆建德那么刻薄的深刻。网络化，叫什么名字都是个人自愿，只要愿意，谁也不能干涉。人家叫卡夫卡，可能只是因为音节，这三个汉字有一种嗑瓜子般清脆的音调。或许就是崇拜卡夫卡，以表致敬。这年头，到处都在致敬。卡夫卡当然担得起这个敬意。再或者，哪怕就是自比文学大师卡夫卡，也可以理解为充沛如广漠无边的自信心。要我说，非要说有什么不足，只是叫这名的人太多了，难免有些索然无味。

名字就是名字，一想到这名字的后面真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感到索然无味。那么，把它想成是一个物。比如，想成一个无限延伸的桥。桥头是一个字母“a”的尾音，它无限延长，长到可以源源不断地承载突然走上桥来的任意一个人。他用他的手杖上的铁尖敲打桥面，把手杖尖捅进桥沿的灌木丛。这个人——“或许是一个孩子？一个梦境？一个栏路抢劫犯？一个轻生者？一个调查人？还是一个破坏者？”卡夫卡的这篇短文就是关于一座桥的自述，来路不明的人走上桥，可是，桥在往下坠落，裂成碎块，跌进那些哗哗流水中始终平静地注视着它的锐利的岩石中。桥上的人仍然走着，桥已经粉身碎骨。

还有另一个思路，那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名字带来的索然无味，我们要坚定地把它当作活生生的人。令这位豆瓣上的某位卡夫卡先生赞不绝口的书是安妮宝贝。这让我想起于坚记录过一个叫做卡夫卡的书店。这家卡夫卡书店从来不卖卡夫卡的书，而且，它的营业规律让你无法捉摸，当你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它，它永远都是关门时间。这个书店真实存在，却更真实地存在于想象里。所以，于坚说，这个书店比阅读卡夫卡的任何作品更叫人体会到所谓卡夫卡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个书店就是弗兰茨.卡夫卡开的”。——我相信，所有众多的，名叫卡夫卡的人，都是这个弗兰茨.卡夫卡本人。

上周末的心理学课程老师讲授韦氏智力测量。老师要挑选一位同学作样本以讲解智力量表的计算方法。韦氏智力测验平常很难得见，一般要通过专门途径。一女同学举手踊跃，被选中。同龄组分数换算后，得分88，老师结论是：同龄组智力水平中等偏下。其实，表达测验部分十分常识，无非是：诸葛亮是什么人？中国历史里在汉代之后还有哪些朝代？锯子和斧头有什么不同？埃及在哪个洲？地中海在哪里？可是，这位同学无一答出，这让我十分惊奇。我没有料到一位大专学历之上，年龄二十九的时髦女青年的知识水平会如此之低。套用英人罗伯特.林德的美文起首：同一位普通城里人在乡下散步而不对他的无知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与一位普通都市女郎在心理学教室里求取知识而不对她的无知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

假装说这位女同学不是为了自我充实追求进步才来报名学习的，那将十分荒谬。但是包括我在内，要说果真学到了什么一星半点的知识，也十分可疑。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像数码相机一般生活，简单、快捷、轻薄、成本低廉，内存庞大质地空虚。某次上课，老师问，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我想你们也不知道，这不过是个潮流，只要有地方在上课，一定人满为患，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位列其中。

我也是。我相信那位女同学一定也读书看报，一定也如我每天把相当的时间打发在网络上。网络是个知识大课堂。谁说的？如果将韦氏问题统统换成娱乐话题，都市青年每个人都是智力超常者。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导言里说：“我感到我所读过的或者我所理解的正在滑走。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

我感到我所读过的或者我所理解的，正在滑走。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翻看几年前我写过的简短的诗歌评论，像出自另外一个人的脑袋。我翻开自以为十分熟悉的旧书，像初见一本油墨未干的新著。我已经没有记忆能力，看所有的书都像在拖动鼠标。虽然海藏楼郑氏日记里有一句说："看书以不记为佳，可使再阅时如有新得。不亦乐乎！"我没那么从容，我只觉得伤感，我的情况更接近林德的说法：一个记忆力坏的人可以一辈子继续不断地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和《天方夜谭》，就像一群羊一个接一个地从树篱的缺口跳过去，当然即便最坏的脑子也会在荆棘上留下几撮毛，但是，羊本身逃出去了。

我的脑袋犹如一个空空如也的羊圈。我有阅读的习惯，但我有时甚至忘记了昨天读过的东西。那些大作家像羊一样从懒惰的脑袋里跳出去了。某位书评人有一个观点，网络、报纸和手机短信意味着一个反智时代的来临。知道主义者越来越多，而知识主义者却越来越少。鲍德里亚的理论就更极端：过多的信息使信息不再存在。——信息海洋里，信息也不存在还有什么存在？——连“幻觉都已不复存在”。

豆瓣网的“在读”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它可以便于进行个人的阅读管理。起初，我觉得它甚至还有指导阅读秩序的作用。我的理想是，将一本书添加到“在读”，几天后，稳妥地将其移至“读过”。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无法做到。我看到一些人，永远在读一本书，而另一部分人正在读几百本书。我很怕我某天一不小心将《追忆逝水年华》或者《存在与虚无》放在了“在读”框，那么我还要找个时间悄悄将它删除。我自认我的智商不会高过那个踊跃作样品的女同学，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奋不顾身地将手举高。

在读纳博科夫的《普宁》。原来那本1981年版的给人借去不见了。好多年心里惦记，这次再版赶紧买回来。还是梅绍武的译本。《普宁》是纳博科夫到美国之后写的三本小说之一，另外两本是《左侧的勋带》和《洛丽塔》。《洛丽塔》发表后，纳博科夫获得了丰厚的稿酬，这使他不必再在美国当教书匠了，第二年就移居了瑞士。

显然美国的教书生涯对纳博科夫的影响重大。《普宁》就是写一个俄国老教授在美国的生活。这个倒霉的老头！纳博科夫的文笔素以简练和机警著称，中国学生用的《美国文学史》把他归纳在“黑色幽默”流派里了。这才是黑色幽默。

普宁是一个流亡美国的俄语教授，和纳博科夫一样。纳博科夫最著名的文学论点之一，就是坚决反对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殷勤地挂钩。我当然不会。因为我没见过这样写自传的人，刻薄、嘲弄、讥讽。很多次，他让我想到钱钟书。一样的狡黠、精致、聪明。但是也一样的冷静、冷眼、冷漠。纳博科夫有一段谈阅读的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在阅读的作品中寻找个人经历和自身体验的人，是低级读者。只有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去读书，才能超脱地读，读出意思来。我一向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难以被描述的作者，因为他的复杂和善变。很难用一种整体论的模式去谈论他，在他每一部小说里，作者都被巧妙地抽离掉了。你看讲故事的人，只听到声音，但是不能辨认，他的声音擦掉了任何必要的个人色彩。所以我也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很难找到这样的作者，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写出任何的作品，每一个故事都截然不同，而且每一个都可以讲得像事实一样丰富生动。但是，当你觉得主人公离你最近的时候，当你觉得被打动、感染和共鸣，恰恰就是作者离你最远，最可疑的时候。纳博科夫，在主人公背后，暗处，一个空虚的角度上，打量你，看不清表情，但绝不要奢望他是同情的。如同我们最常见到的，纳博科夫穿花格西装的那张照片：怀疑的眼神，俯视的姿势。所以，纳博科夫是少有的掌握了写作秘密的人，但也是少有的，消失的人。

滑稽可笑的老教授普宁在他书桌上安装了一个旋笔刀。纳博科夫这样描写这个细节：这个非常叫人满意，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工具，一转它就叽里呱啦地响，把甜木头和亮色黄漆吞下肚去，最后跟咱们大家都必然遇到的那样，以陷入默默旋转的虚无缥缈之中而告终。——《普宁》无疑是纳博科夫最精致的小说。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它很像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旋笔刀，兼有纳博科夫最精擅的隐喻、旋转、锋刃，和虚无缥缈。

小转铃和她的朋友们在博客上轮翻做问答游戏。第一道题是，2007年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大部分人回答的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由此可见，小转铃的朋友们都是很有进取心而且很热爱生活的。这些答案让我有些失落，如果要我答，我会不假思索说，最想赚到好多钱。只有一个人提到了钱，说希望有外财。外财，可遇不可求，遇到了当然锦上添花，不遇到似乎也是安之泰然，这又说明，小转铃的朋友们对钱财是多么不紧迫。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似乎别人都不会为这样庸俗的事情烦恼和操心。

我和橙子见面，总有一个不变的话题，钱。因为钱财在橙子的手里是下金蛋的母鸡，我特别渴望从一个专业的理财能手那里获得生财之道。但是，后来发现，对我而言，这不比钻研一套资本论更加容易。橙子喜欢哲学，笃信“超验”。他常常引用马克思关于“幽灵”的说辞。但是，我早不记得《共 产 党宣言》。一提马克思的幽灵，我满脑袋关于幽灵的形象就是货币。“马克思总是用幽灵来描述货币和资本，而非共产主义。用鬼魂的样子描绘货币，或者更精确的，货币符号。”这是德里达的研究，——“似乎超验的货币力量”。

超验的货币，苦思冥想也不会从天而降，更不能从纸上画出来。除非你是安迪.沃霍或者杜尚。安迪沃霍《八十张两元钞票》现今市价几何？1919年12月3日，杜尚去看牙医，他画了一张115元的支票作为治疗费，牙医没有兑换，将这张纸夹在病历记录里二十年，直到杜尚以高出许多倍的价钱将其买回。这是最成功的纸上富贵。美国有一位画家叫做波格斯（J.S.G.Boggs）,1984年，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咖啡馆喝了一杯90美分的咖啡。后来发现没带钱，于是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美元纸币的素描。女服务员开始不同意，但后来确实觉得有意思，也就接受了。在波格斯离开时，服务员开玩笑说，还没找钱呢，真的找给了他10美分。从此，他就开始画素描纸币。当然也要确保不因伪币制造者的罪名被起诉。

我自然不会傻乎乎地妄想碰上如此美好的女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干的事情已经接近一名艺术家。我能作的，只是毫不艺术地继续我的庸常生活，强打精神地想想怎样多赚一点点。多赚一点点，钱。不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货币，不是本雅明的文化修辞和齐美尔的社会心理象征。安迪.沃霍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善于经商是最令人着迷的艺术。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很有力量。似乎超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