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春节过完了。照例的，这时候写博客的人都是这一句。从春节快到了到春节过完了，中间的过程呢，省略了。我以前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春节的重心其实在于假期，那么长的假期，这才是喜悦的重点。假期里，真正的内容物无非三项：亲友间的彼此走动、电视和睡大觉。大部分的中国人，未有例外。

网站上有关于春晚的调查。这样的调查和春晚一样，从不缺席。有人回答，春晚是什么？厉害。再不情愿的东西，我不敢如此嚣张。春晚如大片，看时热气腾腾，看后空空如也。照例的，新闻联播会在第二天喜洋洋地公布央视调查，说今年的春晚，收视率比去年高N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九十二，老百姓们纷纷说，我们更离不开春晚了。收视率。谁知道这个专有名词？美国社会学家罗宾森区分了三种程度的观看：一级观看，看电视时专心致志。二级观看，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其他事情。三级观看，电视开着，但没人看。美国在1985年制定的尼尔森收视率指数包括了一级观看和二级观看的时间。我们的央视呢？大概三种全包括了。

父亲很快成为了于丹的一级观看者。我则干脆躲在房间里看侦探小说。我发现侦探小说，如同小孩子发现藏在屋里的糖果。但是，糖果吃多了一定败坏胃口。我怀疑我兴致高昂地宣称要将“午夜文库”全部搬回家的豪言只是一时激动。在看第五本的时候，我正在被训练成为一名侦探小说的专业读者。这样的读者，就是已然掌握了侦探小说的手段，像一条狗，从第一页起，就开始嗅那个躲得很不舒服的凶犯，然后，结合作者创造力的惯性，一般也能十拿九稳。对小说文本的注意力逐渐地转向了对作者套路的取证过程。这真是让人沮丧。豆瓣上的一位豆友跟我交换阅读小说的心得，他说，侦探小说，可以总结为，拉风的书名、侦探的噱头、村上的调调。他说的是劳伦斯.布洛克。我想说，如果他持续阅读其他作者，这个论语也不会太过偏差。艾柯是怎么总结犯罪小说的？他说，“犯罪小说产生重复，它故作煸情，实际上是以一种想象力的懒惰重新证实读者所读的故事，不是通过叙述已知事物而是通过叙述未知事物来产生逃避。读者事先就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事先就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一次，我赞叹朋友做事的高效。他竟然回答，这就跟你读侦探小说一样快。豆友说，我迅速地读完一本侦探小说。我说，我们将越来越迅速地读完一本侦探小说。——照例地，我们会越来越迅速地过完一个年。回到原来的生活里，我们也将越来越迅速地过完这一年余下的时间。谁都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重复的慌张和虚设的惊喜，不仅仅是侦探小说的既成结构，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写照。

我曾担心我这一年的阅读是否都将沉溺在侦探小说里，侦探小说好看，但不能看过太多，多则反胃，不过是种浪费。但是，如果不读这些重重复复的小说，我的时间也不会因此就贵重起来。照例的消耗，谁也拿它没办法。

照例的，套路。

Vincent(Starry,Starry Night)

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第一个音符响起，我就知道，熟悉的旋律像水一样漫过来了。那时我正在开车，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将车在路边停下，直到它结束。车窗前的玻璃蒙着灰，车窗关闭，我看着前方，是郊外的冬日阳光，混浊而晕眩，有一种将秘密精心隐藏的同情。

我没有别的办法，什么也做不了。有时候，对于某一件事物，我们就是无法抵挡。这不是理智或者经验可以试图解释的概念，它更像画在了空白纸张上的墨迹，一个音符，或者一个短句的意味，充当了记忆帷幕后的召魂师。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几年前，几个朋友在论坛上共同分享对一首歌的发现与轻微的振颤，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最柔软和充裕的时间。当然，如今的这个版本，这个美声大男孩的版本相对于Don McLean，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质地，时代变化，一种沧桑和饱满的抒情正在向精美雅致，平滑无忧的触感过渡。但是，歌，还是那一首。不管怎么唱。

其后，我尽可能地去寻找这首被许许多多的人翻来覆去哼唱的歌曲。但是，每一种版本我都喜欢。他们唱的是同一首歌。今天，许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听到这个Josh Groban，我几乎忘了，还有这么一首歌，曾经被我无条件地热爱着。对一个事物无条件地热爱，并且仍然还在爱着，这对我，是多么重要。

我翻遍了电脑，但是找不到当时朋友为我们翻译的中文歌词。我感到失望和自责。那些中文的美丽句子诗一样富有画面感，与旋律合二为一。至少在我这里，它们互相流动而且打着招呼，像星空下仰望的人群，用眼神把暗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而这样的情象，就是我与一首歌之间，个人的契约。

我请求朋友为我寻找Josh Groban的唱片。他大为不解，你怎么又迷上了这样油腻的甜品？是的，我说，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不在乎是甜品还是苦水。每一种音乐，都只属于自己。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你是否害怕雅致餐盘里的蔬菜？过分执著于专业和文化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总是有情不自禁的职业病，他们不自觉地将文化消费品做着等级区别。哪怕像苏珊.桑塔格，一面表达着对通俗文化甚至庸俗产品的理解与热情，一面仍然从高级艺术的角度评介大众文化。流行的就是流行的，通俗的就是通俗的，通俗的事物就不必再去区分高级与低级的层次了吧，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仅仅为了生活的俗世者。

把车重新发动，发现正好停在一个郊外木料厂的门口，虽然紧闭窗门，但是，仍然闻到了来自冬天的，木头的，简单包容的气味。

前日，和两个朋友在街头闲逛。我们每到夜晚，都会表现出与这个城市节奏极不相称的空荡状态，这是我们的生活。去唱片店一张张碟拿来试听，没有什么令我们必须掏出钱包，然后，店员不耐烦地逐客。这个冬天非常温暖，甚至热。然而，晚上有风，偶尔风大。顺脚跨进街边的一家游戏厅。游戏厅，光怪陆离的机器，刺耳嘈杂的电子嚣音，各种复杂气味和颓废装扮的室内狂欢场。

我一直觉得游戏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里面总是有比你的想象更多的年轻人。同一种模型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都目光冷淡，行为机械。坐在机器旁，他们像一串密码，立即进入指定程序，摇头晃脑或者手舞足蹈。但是你可以从他们单纯的惯性动作里感受到强烈的迷醉，从身体直接向外发散的幻觉气息。这种迷幻几乎伴随着苍白的脸色、细长的指甲、紧身裤和V字领共谋出某种性的味道。性的公共性。感官、享乐、放纵、身体的工具化。在这里，身体的隐喻，转化为对机器的操作暗示。在控制的欲望和迷失的欲望之间，青春，集体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麻醉的美学。

与我的饶有兴味不同，朋友显得恐慌，他快要呼吸困难。不停地催促，你看你看，我们怎么能够留在这里？呵，我想，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开始恐惧年轻。他忘记了，年轻时候，他是否也迷恋过披头士？他是否也曾经仔细地打量过鲍伯.迪伦唱片封面上的那件羊皮夹克？想到此，我笑得恶作剧一样夸张。一边在电梯门边等着半天不上来的电梯，一边看跳舞机上橡皮人一样的弹跳者。

我们安静地找了个茶餐厅坐下来。这下好了，大家都叫热茶。热茶这种饮品。游戏的人带动了我秘密的兴奋。我想要点别的，热巧克力。为什么？我回答，为什么不可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是否研究过热茶与热巧克力之间的符号差异？要不，怎么会有人问为什么？

讨论的话题关于昆德拉和塔可夫斯基，关于诗歌与朗诵。缓慢的把茶喝完。然后，看看表，嗯，这个夜晚被不太顺利然而成功地打发掉了。大家急匆匆地互道晚安。回到家，我想起朋友感叹海明威的好。说最近重读了一遍《乞力马扎罗的雪》，依然觉得像当初一样的动人。于是，我把书翻出来，看了看结尾，故事已经因为年久失修而模糊不清了，但是看看结尾，又重建了一些，主人公的妻子半夜里从非洲的梦境中醒来，“鬣狗在帐蓬外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种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哭叫声了”。

我把书合上，心想，海明威真不是一个好玩的人。

看别人的博客，发现这个人或许我认识。说认识不确切。我认识的人极其稀少。或许是友人的朋友，或许有过一面之缘。他认真地记录着他的生活。生活里的流水帐,流水里的细枝末节。可是，他那么认真。走过某条街，遇见一个孩子，听到一首歌。他那么细心地，每一天，勤勤恳恳地一笔笔地写下来。然后，不断给自己鼓励，嗯，我要快乐。我要改掉我的坏脾气。我要帮助别人。我要给十年前暗恋的人默送一句祝福。我要努力学习，我要看到别人和自己的幸福。

其实，大部分的博客都是这样。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的写作模型。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日记让我长久地停留。很平淡，细屑索然，一如无波的湖水，却因为写字的人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那么认真地生活着，爱着，感受着。他们写下的简单文字，也就有了水气，变得温润、清透、连续，与呼吸呼应了起来。

最近我在读侦探小说，已经看到第三本。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废寝忘食，我以前读任何古典作品从没有这样过。侦探小说，很偶然地拿起来，之前，我从来不看。就像我从来不看武侠小说。我觉得，侦探小说应该和《故事会》的读者有相似的交集。

但是，我被迷住了。第一本没什么，还行。第二本挺好，第三本就被抓走了。像一个溺水的人，慢慢沉下去，他感到来自身体周围不可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伴随着漩涡，破碎，决断的召唤。类似某类气象学上的征兆，小说里的每一个词都被安排成了在场的证人。然后，作者与读者共谋，动用微弱的符号学上的想象和解释，将所有证词还原成暴雨，冰雹，或者龙卷风。是的，这就是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秘密。它的奇迹在于，动用智力，将全部注意力转移为高级娱乐与消遣的快感。

我这么多年对侦探小说的怠慢缘自于我的平行移动的阅读惯性。对待每一本书，我的选择都像对待一张洗衣单的发票。是的，较之于洗衣桶里的水流，我更关注项目和清单。数字和表格，从不在我的视力范围。而侦探小说，恰恰潜伏在那里，在那些虚线与实线之间，伺机而起。

侦探小说，我一直忘记了，对待任何文本，其实都需要分析的技能。卡尔维诺在谈及小说的类的精确度时，首先举隅的例子就是侦探小说。他引用了瓦莱里对爱伦坡的评论：明快的魔鬼、分析的天才、逻辑与想象力、神秘主义与明确计算的最新式、最有诱惑力组合的发明者、研究特殊现象的心理学家、研究和使用全部艺术手段的文学工程师。——这么多定语，关键词是：分析。像分析一片云，或者一阵风。理性的辨察，是文学里的热带低气压，它酝酿灾难，同时也可能埋藏光芒。分析，往往相伴随着的，就是最终文本的精准度。帕乌斯托夫斯基有同样的话，但是简短而明快。他说：爱伦坡这些作品的特点就是写得非常准确，闪耀着分析的光芒。

当然，我读的不是爱伦坡。我读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家迈克尔.康奈利的小说《诗人》。这是一个脱胎于爱伦坡诗歌的罪恶故事。与爱伦坡诗歌里的扩散的恐怖和鬼气森森的惊吓一脉相承。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分析的故事。它具备所有仅存于推理小说里的自鸣得意与扑朔迷离。但又像旋转楼梯一样肯定地通向一个塔顶。今天我还没有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我已经可以像作者，或者像主人公在蛛丝马迹里行走时那样，不自觉地叹起来：这个故事精彩得简直不可思议！

新星出版社这套午夜文库的出版计划是150本。我准备全部把它们买回来。

朱利安.格拉克。我也好奇。虽然我接触他是十年前，读过他一本小说。可并不因此对他了解更多。我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直游离在文学话语与读者的视界之外，仅仅是他严格的隐蔽的生活态度吗？塞林格也低调，但不妨碍追随者众。我收集柳鸣久上世纪整理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煌煌七十本，法国现当代文学一网打尽。可是，七十本里没有格拉克。仅仅是因为格拉克反对用袖珍本的方式出版他的作品吗？或者因为他对主流的龚古尔文学奖的不合作态度？（1951年，格拉克拒绝了龚古尔的授奖）

我读的那本书是他写于1958年的小说《林中阳台》 （译林出版社，1996年中文译本）。我曾就这本书写过一段读后感：

“《林中阳台》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在偏僻树林里等待战争的到来，也等待战争的结束。最后却是，终于等来了德国军队，一切都快速潦草地结束了，像一场闹剧。与其说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其实更像荒诞派。
　　但是，朱利安.格拉克似乎是最难被划分和归类的作家。据说他的作品形式变化多样，他自言“人们过于看重小说中的严密性和过渡，而思想的作用之一就是无限地创造出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合理过渡”。通常，格拉克由于与布勒东的交往，他容易被习惯性地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第二浪潮的作家’，但其实，《林中阳台》却在虚幻和神秘的背景下处处呈现出极富现实效果的情景。读《林中阳台》，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可以将宁静优美如桃源避世之地写得虚幻飘渺，可是，愈如是，越流露出不可掩饰的恐慌、焦虑和不安。心理预设与背景格调的不一致，从反向拉开了一个极具张力的主题空间。所以，无论说格拉克是哪个派别也好，最妥当的说法是，它是法国当代最坚定的‘严肃文学’代表。
　　不知是格拉克本人的低调孤僻还是另有原因，在中国，除了十年前（1996年）译林出版社的《林中阳台》。对这位上世纪法国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作家，不再有任何的介绍与关注。”——当时我不知道，其实在199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译过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沙岸风云》 。我没见过，印数只有一千册。

说到“鳃”的那一句，并不是格拉克的诗歌（我不知道他是否写过诗歌）。而是出自他晚年的随笔集《格拉克笔记》（《Lettrine》），那一段的原文是这样：“人们如此赞叹克洛岱尔把树比拟为‘火样’，我却不甚苟同。我最先想到的是肺或鳃一类的东西”。接下去，还有一段，我喜欢，这种带有魔术师手势的语感：

“每天早上，我们负载起这个世界，就好像套上一件老旧的外套，不会再有任何惊喜。于是，树成了唯一一种形式，在某个偶然迷失的短暂时刻，当人的双眼摒除习惯，树看上去就好像是完全发了狂。比如这个下午，我看着巴塔约岛上那些树们散布于雨雾中。突然，它们似乎比恐龙还要让人惊慌失措。”

这些晚年的笔记，没有中文本，只是作为附录，选译了一部分印在一位年青作家对他的访问录的书册后。 （《卢瓦河畔的午餐》，作者，菲利普.勒吉尤）我喜欢这些轻巧但是狡黠，充满了高度智力的语言。

D.a.w.n ,我猜你感到困惑，会不是因为我不经意把格拉克误写成了克拉克？偏偏你就问起他。

如果长时间不做一件事，你就慢慢地丧失了能力，尽管你盲目地以为，反正它们在那儿，在我们体内。走路，观察，写字，或者想象。走路的时候，我看那些街边黯淡冬日里绿得如同晕船一样的树，我就想，怎样描述它，用一个词？很基本的，这是诗人们的技能。与词建立暧昧。克洛岱尔把树比成“火样”，众口称赞。朱利安.克拉克不以为然，他想到的是“鳃”。

比喻不重要。重要的是词。是词，不是词藻。在词显现以前，魏尔伦的名言必须加以重视，“抓住漂亮的词藻，把它掐死。”我越来越厌烦漂亮的词藻，它们像一枚隆重而冰凉的礼节。曼德尔斯塔姆对词有一个定义：词就是肉体和面包。

爱德加.德加。对，就是那个印象派画家。他写诗。似乎比绘画更加热衷。没日没夜地，琢磨他干巴巴的句子。他苦不堪言地抱怨：“这首倒霉的十四行诗，我写了整整一天，把画画都抛到了脑后，写了这么多，可是怎么也写不出我想要的，整整一天，时间白浪费了,脑袋生疼”。他嘟嘟囔囔地去找马拉美，他问马拉美，“我弄不懂，为什么我写不成这首小诗，其实我脑子里装满了思想。”

马拉美回答：“德加，写诗靠的是词，不是思想啊。”

是词，不是思想。天气暖和些，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像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顺着中心大街边走边看，我在找词。不是为了写诗，这只是我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通常的方式。

元旦回老家。以前说过，我不喜欢回老家。现在还是。听不懂方言，基本上无法参予热烈的讨论。而且，家族庞大，我一向不喜欢人群和集体，哪怕是亲缘集体。他们令我紧张。心理学老师说，人的防御机制使我们下意识与他人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所以，我无法适应频繁的拥抱。然而，过度的距离又产生疏离，所以，我与家族和祖地，有一个无法量度的距离。

何止是族亲。距离哪里都是。晚餐后，一大家子的人自然地分散在不同的房间，像不同质的磁铁自然地聚拢。麻将开台，牌桌竖起。再不济，还可以拉家常和看电视。可是，我无法参加到任何一组。我至今不明白我的一生为什么从没有机会去学习娱乐。我羡慕那些随时准备挽起袖子加入到任何阵营里的人。有时候，我会认为，一个没有娱乐功能的人近似某类残疾。对不起，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我无法握住两付牌的扑克。对不起，我不能说出我心里的想法。张岱言，人无癖不可与之交。对不起，我或许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这个念头令我酸楚。是的，我承认我的乏味，可是，也不要对我如此冷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都无法更新这里。出了什么问题？写字，似乎不是必须的。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而且，我的生活是那样慢，几乎看不到移动。

被朋友说服，去学习心理咨询。常常有朋友愿意将他们的生活向我吐露，我想，我或许喜欢这件以语言为工具的工作。

去上课，一星期两天，或者三天。上课很好，有一种将被充实起来的感觉。我猜，这会抑制我的嗜睡症。并且让我感到，我在走动中。走动中，多好。如同一只钟，走动使人放心。

朋友很奇怪我这一年走得太多，几个月就出门乱走。而我曾经是旅行家的抵抗者。是什么在我的体内发生了变化？我回答，只是因为无聊。无聊，所以去上课，或者走动，或者聚众吃喝。无聊，谁说不可以是生活的动力？它生根，发芽，然后长出空虚的枝叶。无聊，也可以是一种成长。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不知有没有对这种成长的专题研究。

澄莲阁要歇业了。澄莲阁是一个书吧。我在那里认识了如今生活里的全部朋友。周日，在橙子的带领下，我们在那里享受了半晌古典音乐。可是，它就要关门了。它关闭了我们的享乐之门。论坛上有人情深意长地写纪念文章，有人开始提前怀旧和抒情。可是，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对此表达过什么。我们想，那么，这个城市还有哪里可以找到好音箱？——所以是我们。我们是一些远离抒情的人。我们是一些没良心的人。

一生。很喜欢这个词。一个线性时间流的名词。但是，更多时候我把它当作一个空间名词。一个被抽象化，泛化的词。我喜欢“一生”这个词，有时候，或许因为它有着非常明确的实体性，同时，也因为这种实体性又足够地空洞。一生，体积恒定，又无穷无尽。实在与空洞，恒常与变数，这都是吸引我的物质属性。

很凑巧，最近读一本关于一生的书，接着又看了一部关于一生的电影。我对于讲述一生的故事一直很有兴趣。因为，对一生的呈现，总可以给我们正在进行时的生命一个假定的参照，看别人，别人完完整整有始有终的一生，我们似乎可以对自己的一生有些揣测和度量。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法国作家让—保尔.杜波瓦写于2003年的小说。当年的费米娜文学奖。《灿烂人生》，意大利导演Marco Tullio Giordana拍摄于2003年的长篇电影，戛纳电影节Francois Chalais 奖。小说，讲述了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电影，讲述了一个意大利人的一生。法国人的一生，和意大利人的一生，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近一个月来，我有几乎近半的时间是呆在深圳新图书馆里。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关于旧图书馆。似乎为了反驳我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它的新书馆几乎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当我发现它匍伏于莲花山脚下，它庞大的体积和气派，简直像一头披挂着鳞甲的蝗虫。

远远看去，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更像一个吞吐量巨大的配送中心。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什么，都带有与经济有关的冷冽气息。后现代主义建筑从来不谋求感动，所以也没有震憾。无非是“高技派”的变种。近乎倾倒的大幅玻璃墙。纤维钢柱支撑。诺曼.福斯特的“树”形结构。但是在这样的建筑里，空间被强调了。不能不说，后现代建筑应该很合适没有生态需求的后现代城市族群。

不叫图书馆了。叫“图书馆城”。商城、食城、鞋城、桑拿城、图书馆城。城市里的人会感到我们穿梭在无数被分割的城堡里，它们随时调动着人们的振奋之心。聪明的城市最懂得欲擒故纵。一到星期天，它们比一群繁忙的蜜蜂更加勤劳。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样的分割。应该感谢有这样的公共场所，一个忙碌的图书馆总比一个冷清的图书馆更有人情味。它虽然无趣，但是心胸阔大。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里面打瞌睡、散步、或者发呆。伍尔芙当年为了查询弥尔顿的长诗，竟然被三一学院图书馆的守门人驱赶。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她一边怨愤，一边诅咒如此死寂的图书馆永远酣睡不醒。

美国建筑家L.I.凯恩说，建筑设施是城市的窗口，人们往往通过它评价一座城市。可不是吗？站在这个城市的图书馆二楼宽大的天台上遥望，右手边是市民中心，酷似曼彻斯特的帝国博物馆。正中是新的中心书城，联结建筑，有二十四小时通宵不关门的书店。左边是莲花山，精心修剪的草地。这当然可以满足任何一个市政人物最骄傲的虚荣心。而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同样乐于消受。虽然有标新立异甚至急功近利的审美趣味，但是也非常慷慨地赠予了空间的奢侈感。无论在宽大的书桌前落座，还是就这么打量几眼，这个城市，无疑给了你最豪华和精心培养的秩序形体。

还有书桌。我的家里没有书桌，局促的房间放不下一张令我满意的书桌。所以，也可以说，我向往图书馆，因为向往书桌。已经很多年，一张书桌成为了我最具体的生活梦想。每到朋友家，我就说，这是多么大的房间啊，同时心里想，可以摆下多少张书桌啊。书桌是我的计量单位。不单计量面积。所以我每次去图书馆一定不要沙发，我会心满意足地占领一张书桌。然后随便读点什么自己带去的书。周日，一位职业女性坐在我身边，大叠的英文资料。细心观察你会发现，所有在书桌前展开的，一定是题集、资料、职称课本。这个热爱学习的城市啊！邻座小心地问我，你在读什么？我说，一本小说。她大概好奇有人用这样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姿势读一本小说。与其说，我要的是读掉一本书，不如说，我只是要一种读书的姿势。友人玛特有写图书馆的好文章。说图书馆天生适合“同学少年”。恍然大悟，原来，我之迷恋图书馆，只是为了追忆一种于我从未经历过的“同学少年”。

去看《夜宴》。我一直希望这一场电影我不是一个人看，我想和朋友一起去看。终了，还是一个人。电影排期上写的，即将下片。匆匆赶去看了。

和所有国产大制作一样，一部旨在愉悦感官的视觉盛宴，本没有什么可以谈论。这样的电影也不会有人看不懂。不过，看完后，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同。是什么不同？

风格。冯小刚营造了一种其他大制作里没有的风格。阴暗。阴暗，不是风格，只是色调。故事背景清楚地放在了公元907年，唐五代时期。那个时期的时代审美风格沿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表现出一种大时代特有的宽厚和古朴并重，精致与堂皇共存的鲜活的美学风俗。我读过一篇中晚唐时期的传奇故事《辛公平上仙》。巧的是，故事正是描写的一出夜宴，一桩夜宴弑君的传奇。

“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补襻，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前，正声曰：‘时到矣’。将军颦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

你瞧，这是中国式的宫廷谋杀，惨烈也惨烈，可是作者绝不忙乱描写歌衫艳影，不会懈怠场面里各种醒目的色调搭配，红的红，绿的绿，铺金夺银。游园乐事，哪是宫廷政变？而且，中国的政变虽然多而复杂，临终场却大多干脆利落，成败一瞬间，决不纠葛。比之《哈姆莱特》里的肃杀阴沉，险恶诡诈，中国式的夜宴其实更为功利直白，更侧重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当事人反而显得不太重要了。而西方传统，莎士比亚的贡献是将事件蔓延至人格心理再外化到事件的客体形态上。因而有了所谓的弗洛伊德和俄狄浦斯情结。这本是东西方两种叙事方法的不同，其实，也反映到两种审美心理的不同。西方人更愿意看心理的变化，东方人更愿意听故事的宕合。

其实我想说的是，《夜宴》这部电影，冯小刚早说了，脱胎于莎士比亚，我更以为，王子复仇的故事哪里都有，真从莎士比亚那里脱出来的，其实是他的叙述方法，或者说审美风格。

故事就不必说了。既然一个唐代的故事没法让我联想唐代，那么我联想到的是——欧洲。欧洲16世纪末，正好是新教和路德教大举对抗传统的时期，在文学和艺术上表现为对传统理性审美的反动。绘画、建筑、音乐，都表现为狂野不羁，躁动繁复。鲁本斯、丁托列托、伦勃朗，无不追求极致化的宏大视觉。深沉浓重的色彩，强烈的辉煌感占领了所有的艺术领域。当时法国的舞台上，大都上演着一系列极端华丽、渲染暴力的悲喜剧。这种悲喜剧从西班牙传入法国，给欧洲的戏剧舞台带来了一股追求深沉阴暗和诡异意象的美学风潮。德国的一位艺术史学者说：“无比的辉煌、疯狂的铺张、极度的繁复，这一切可能会让米开朗其罗本人也感到厌恶”。

而在戏剧内容上，巴洛克时期的戏剧喜欢以乱伦、谋杀、巫术为主题。《夜宴》同时囊括了这三种题材（在我看来，越人的面具舞就带有巫术的隐喻指征）。以暴力血腥和怪诞离奇的造型来体现壮观的幻觉效果。这一点，《夜宴》也完全做到了。当时的绘画界还流行曲线。所谓“对待直线就像对待一大罪恶那样唯恐避之不及”。在《夜宴》的美术里，我们看到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曲线，最重要的道具，茜素红丝绸，刻意从布槌上慢镜滑落，这里的曲线可以一以尽百。然后是大量的宫廷陈设，体积庞大的雪豹玉屏风、龙椅，以及其后的龙凤屏风，无不显示了曲线原则的美学意义。而且无一不是体积庞大。所有的物体都向着体积庞大而去，甚至包括太子睡的石床。体积感——这恰恰也是巴洛克时代的审美事实。

莎士比亚是巴洛克时期的戏剧家，他的戏剧一方面受到詹姆斯一世同时代剧作家的影响，一方面融合了巴洛克时代的整体的审美形式。而冯小刚的电影，不仅从莎士比亚那里借原型来演绎中国的唐代故事，而且移植的是整个巴洛克时代的审美特征。冯小刚的预谋，不亚于故事里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原型，作为欧洲的经典，当然可以极大地提高西方观众的认同感。欧洲观众，一方面对东方的面孔和情调而迷醉，另一方面又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整个东方故事，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形式建构起来的。

有人说，巴洛克大概产生了最后一种真正原创性的有活力的欧洲风格。这种风格直接影响到了其后如哥特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所以也可以将巴洛克风格看作是最直接地影响了现代风格的艺术浪潮。就是说，巴洛克风格是欧洲近现代艺术风格的一个源头。事实上，巴洛克对于二十世纪的影响更甚于十九世纪，一位艺术史家曾说，“巴洛克虽然短暂，但是20世纪的人比19世纪的人更为欣赏这种风格”。

冯小刚坦言，这样的大制作要在中国市场拿回投资是不可能的，只有向欧洲市场索取回报。所以，这部戏其实是为欧洲观众量身定作。它是一部巴洛克时代的夜宴。大部分中国观众看了以后没有触动甚至莫名其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唐朝不是这样的，而巴洛克时代，我们不可能有历史观上的情感共鸣。

不过，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即使它迎合了西方。我没想到的是，冯小刚作为一个市民导演，最擅拍普通小人物的庸碌生活。一旦摇身变成有钱人，他竟然比其他所谓的艺术大导演更加看重艺术的含金量。只不过，这种艺术气质在挥金如土的同时多少还是显得有些窘迫和慌张。

出门旅行前，我犹豫，带什么书?《我的名字叫红》，已经读了三分之二，可是，我有点不想继续读下去了。这是一本过于密集的书，读得我头晕眼花，这样的书显然不适合旅途。临行前，我看了一下日期，十一号。每年十月的第二个周四，今年就是十二号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猜一下，没结果。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最难预测的公众游戏。

十号晚上，阿瓜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阿瓜说，不认识。现在，阿瓜肯定认识了，帕慕克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