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电脑中了病毒，一查，原来已经两个月没有给瑞星升级。没有升级的瑞星每天仍然不改其虎视耽耽状，然而，小小的病毒已经大肆入侵。很多时候，我相信仪式的功用，一上网，第一件事是要老虎守好门，可是，我忘记了，电子老虎也需要时刻供养，否则会虚弱得徒有其表。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讲究实用和时效的世界。不是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是一个充分被仪式塑造的世界。奥林匹亚赛会，就是经典仪式。赛跑、健美、唱歌、跳舞，身外频仍战事，全希腊的人居然什么也不做，聚集在大训练场上，专门用30天，来做完全无涉实用与利益的傻事情。无论手艺，技巧还是战斗能力，专门与有用的技能，从来没有在这里被检测和表演过。关于政治与经济，关于生活与现实，统统被仪式感覆盖。仪式，是生活的高尚形态。 可是现在，我们如何失去了那种从仪式里获得召唤的力量呢？

这几天在读一些古典的小文章，米什莱和约翰.布罗斯的随笔集。那些慢条斯理的语辞和优雅的语调实在迷人。迷人其次，重要的，那些沉郁安祥的句式和孜孜不倦的，对大自然的迷恋里，我读到对于道德感的强调。这种道德感，有时更比拟某种旨在和谐的宗教。宗教，就是仪式，但是，当我们牺牲祭祀，请求财富和运气，宗教也变成可以换算投入产出的经济型职业。我的朋友们都有宗教信仰。和爱米、流流一起晚餐，爱米信仰佛教，人坐在这里，心早就飞到法师讲法的会场。流流是基督徒，Gustavo Dore庄严肃杀的圣经插图，一笔抹过具体烦恼的工作现场。只有我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不是应该生出些可耻的罪恶感？我是活得太轻，轻到空虚，空虚到无法走近任何一种宗教。如果可能，我愿意信奉自然的宗教，观察鸟、四季、花草树木，细致地感受晨光里如同纸张空白部分朦胧的薄雾，然后，像布罗斯一样暗自思忖，哦，一个人在朝天的大路上步行，那意味着他终于有了一个蛮不错的生活的开端。我愿意信仰这种被称为步行的宗教，它有着踏实自在从容不迫的仪式感。有锐利的眼光和最柔软的心，看山的魅力和森林的梯形结构，跟着那唯一的向导泉水向前走，水流汇成的小浜，渐渐向远方扩展成一条鳟鱼在其中游乐的大溪。这时候，米什莱可能会说，“我深深感到，一个伟大的复杂多样的灵魂对我的好奇心灵做出了回答。”这个伟大的复杂多样的灵魂是谁呢？可能是掐指算着农时的赫西俄德，也可能是吟唱着田园诗的维吉尔。在米什莱的心里，维吉尔在“无限广阔的心田里重新建立起全世界美丽的城邦，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纳入了其中。”

看了《天边一朵云》，第一观感，蔡明亮把明目张胆的色情片拍成了似乎忧心忡忡心思满腹的艺术片。 

意外地发现，蔡明亮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借了那些怪诞的，奇观化的歌舞，蔡明亮一方面保险地守住了他招牌的阴郁风格，另一面，又极顺利地完成了从想象向无界限狂欢的过渡。有人说，这部电影是超现实的，因为有反现实意象，比如河流里的西瓜和水龙头里的肥皂泡。但是，这些意象并没有一般超现实主义者手里强烈的针对性和批判色彩，相反，它的情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其实与那些粉墨登场的歌舞片段一样，只是蔡明亮一次毫无禁忌的梦幻释放。阴冷的蔡明亮，骨子里有一般文化人本能的浪漫情结，只是这种幻化气质从一开始就被隐藏和转移了，被一种已经成型的谨慎而庄重的话语方式压抑住了。然而，从《洞》开始，蔡明亮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找到一种可以说是个人的，重新发现的路口。这条路最大化，最高效地渲泻了他的文化想象，复活了他潜在的对创作自由的梦幻式理解，那就是：纵情而安全的歌舞、放纵而寓言化的性表达。

这些都是安全的，符合一个严肃文化生产者的身份，并且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奇诡形象。以前，我常常纳闷，蔡明亮的电影，对白越来越少，镜头越来越长，终有一天，他是一句话都不再说，成为一个失语症病人，那时，电影对于蔡明亮，将变成一件无物的器皿。如今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蔡明亮显然更了解自己。这一天，他不再说话，但是，他可以大声的，毫无顾忌地唱，毫无禁忌地跳。 

唱，和跳，在一个连说话都已废止的人的身体上绚丽盛开。好比一个被魔魇附身的人，强烈的，与主流不相契合的举止，甚至与他的前身不相契合的新身份，无疑可以视为一个文艺创作者的新形象。这种形象也足够动人，它有足够的引人注目的兴奋点。 

德国评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这样描述浪漫主义的小说家们：“（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巧妙安排的混乱、迷人对称的对比，以及热忱和反讽的不断转换。”——这一描述极其适合现在的蔡明亮。他风格特征里早已成形的阴冷苦闷的心理基调与歌舞形式里的以反讽为目的的华美浓艳，使得这种迷人的对称呈现出内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一个创作者敏感的人文关怀，与自我迷醉的不和谐，在表达形式里尴尬而表像化的对称。 

我想说的是，蔡明亮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幽思的自闭症儿童，相反，他的自我满足与沉溺，像一个投身新玩具的孩子，渐渐弱化的心理深度与追求快感的形式冒险，让他走得忘我，像个停不下来的游戏，一旦参予，很快遗失了初衷。 

必须提到那个引人议论的结尾。李康生在陈湘琪的虚拟呻吟下到达性高潮，然而，我们看到，符号化的窗格子里外，两个主角互相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却流下了同样孤独的泪水。这泪水，在我看来，不是震荡，是枯竭。蔡明亮一定要在影片最后，给几近板结的电影结构做一次主题化的提升，他知道提升的必须，在表象化的倾斜里做一次假定的精神上升。这上升当然还是蔡明亮的，他专擅的，现代都市里人的孤独的生存境遇。但是，泪水在虚构的浪漫喜剧里却流得力不从心。浪漫主义者不吝啬泪水，感伤和夸饰的非理性姿态，是他们的标签，也成为他们世故与伪善的证词。这种热烈的，对自我辩护的悲情演练，在蔡明亮自得其乐的封闭式体验里，像个危险的彩色气泡，充满了内向的软弱与空虚。

手机坏掉了。我没有使用不当，也没有任何事故，但是，手机自己就坏掉了。那天在KTV门口，我从衣袋子里拿出手机给圆圆看，手机的显示屏分裂成几块。圆圆啊了一声。仍然可以拨打电话，但是，屏幕一片漆黑。我认真地研究，发现手机是从内部向外爆炸的。爆炸的途径在屏幕废墟上一目了然。 

手机坏掉了。我不是一个细致小心的人。我的手机上有我与世界的全部的联络图。仍然可以拨打的电话上从此看不到任何一个电话的来历，也从此隐去了全部与我有关的号码，我没有做过备份。 

几天的时间，我从脑海里记得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打过去，先是佯装问候，然后突然想起似的问，那个某某某的电话你有吗？用这个办法，我找回了其中的大部分。人总不是单个的，他以网络的形式具体而稳定地存在着。这总是让人生疑，尽管其中的一部分，在我遗失了电话前，我从未打电话去致以过如此单纯的问候。而一旦我的网络链条断裂，这个人的存在突然无比重要地显现出来。以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浮现出来。 

但是，仍然有几个人，我从此可能就失去了。是的，他们或许是另一个网络的，我只是不同网络上唯一的交集。我拼命翻查以前不经意写下的小纸片，试图在上面重新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但是，一无所获。几天以来，我处于一种疯狂的等待中，我期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打来电话，像我主动热情与人联系一样，他们或许会说，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很久没联系了，问候一下，顺便，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某某人的电话？ 

德谟克利特说，“人是一个小世界”。我说，人是另一个小世界。一个朋友有一句口头语，她总是说，“人与人真是不一样啊。”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必定刚刚经历了一次对另一个人感知与了解上的困惑，这种困惑有时几乎是致命的。在她感到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无从介入与把握的时候，她这样说，“哦，人与人真是不一样啊”，能够作的，无非是这样给自己一个微弱而无力的解释，同时，也是一次对逆行与尽头，回避式的有限缓冲。 

人是另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如此之小，小到浓缩为一个电子号码本，小到手机的一次物理爆炸，就成为废墟，而每一次重建和复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其中无法察看到的微小损失，是哪怕我们使用言语，或者新手机，也无法加以描述和捕捉的，挫败感。

又是很多天没有写博客，橙子打来电话，以为发生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一切如常，或者说，一切如故。“突然”这个词要强行闯入我迟钝的生活，也是困难的。因为忙乱，不忙也乱。乱，肯定是没办法写字的主因。 

但是，过去的那么多天我并没有做什么实在的事情。连着一个星期练习驾驶，周未两天去南海参加路考。弯弯区区的山路，又是大雨刚过，车窗两旁，深不可测的草丛和高耸的树木，有种原始的压迫感。 

总算把学习驾驶这件事结束了。去年十一月拖到现在，我的懒散变本加厉。这已经不能再优雅地称为“缓慢”。几天前遇到的一个叫做“缓慢”的女孩，为什么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她说在从法国巴黎到戛纳的公路上，“那时的天湛蓝湛蓝，但是，我没有感到轻快，近似透明的背景，让我看到我的速度是这样缓慢，慢得那么不符合流动与色彩，像一只蹰躇的颧鸟。”虽然这句子被我写下来有种矫做的文艺腔，但是她说的时候很自然，我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昆德拉不是说了吗，缓慢是一种失传了的美德。缓慢是种美德，那是针对缓慢里深沉执拗的纯粹而言，昆德拉的缓慢甚至成了一种积极武器。站在现实对面，缓慢，有种不合作的高姿态。所以我说，缓慢，是一种不乏优越和优美的精神形象，有质地、有分量的形象。 

但是，我就不能被称之为缓慢，我只能叫做迟钝。缓慢是慢下来的节奏，只要是节奏，生活可以保持它的有条不紊，但是迟滞就完全像散了架的木偶，我一块块地捡那些碎木头片子，木头片子呈现出不规则的各种块状。我的心里满是厌恶。萨特著名的小说《厌恶》，有一段描写：“太阳在纸桌布上投下一圈光影。在光影里，有一只苍蝇在取暖，它迟钝地爬行着，前面的脚互相抓骚。” 

我有很多天没有读书了。读书对我而言毫无用处，或者可以说是生理需要。一个朋友写诗歌，他说“在诗歌里寻找一种平衡的能力”。每个人都需要寻找与现实平衡的能力。以求在生存中小心地保持前行而不是坠落。读书，是我机械而本能的反应。许多天没有读书，医生给我把脉，说我脉相紊乱。因为工作紧张吗？医生问。不，因为我很多天没有静心读书了。——当然，我不可能这样回答。 

叫做缓慢的女孩对我的迟钝感到惊讶。她形容我的生活是“东游西荡”。这就是我给一个人的书面印象。很客气了。更直接地，可以叫做“无所事事”。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或者说，百无聊赖的人。我每天东游西荡，但是又自以为忙得乱套。正是这两者的背离和割裂，让我变成了一个不小心失去了时间的，迟钝的人。 

同时参加路考的，一个刚满二十的小男孩。原本我早已习惯正视和重视八十年代人在身边的大面积存在的真实状况。但是我没有估计到，我会这样地格格不入。我们一路上无法交谈，连闲聊也不能。他满口的数码专门语我一个字也不明白。而我说的老东西，他则毫无兴趣。广播里放陈升，他对我说，拜托，可不可以不要听山歌？人会变旧的。 

怎么样可以不再“东游西荡”呢？怎么样可以“新鲜”起来？像爱米他们做的同名杂志，印有最绚丽的色彩。在一个物质时代，怎么样可以渐渐更改令人羞愧的迟钝的生活速度呢？我已经会唱周杰伦了，但是，这显然不够。也许我应该先测量一下，看看需要多大的扭力。譬如刚刚松开离合的车，把油门大力踩足了，发动机的转速忽忽上升，但，那只是空转。不小心，还是会熄火在路中间。这是我常犯的错，一边烧着油，一边熄了火。

·读完《旧日重游》。读得很慢，像夏日里刻意延迟的雨季，有点依依不舍的留恋和动情，像站在陌生的小旅馆的窗前，等待一个谙熟于心的剪影。这是我读它时候的感受。我说，这不是人人都喜欢的题材，关于无可无不可的神学，关于令人生疑的感情线，关于英国贵族世家里作派的生活魅力，还有所谓只有上层阶级才会认真对待的含义……但是我喜欢，我喜欢这些看起来虚构得有些飘移错位的故事，我喜欢伊夫林.沃那种势在必得的控制力。圆熟、洞悉，机敏而不失温柔。像一个浆过的白色硬领，顺着脖颈轮廓，细密的摺子。

也有人喜欢。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对，《发条橙》的作者。很现代派的奇特作者，居然也喜欢这种老派的故事，可能是相似的牛津学历或者战前经历，但不管怎么说，他被这个小说迷住，读了十多遍了，甚至掉下眼泪来。诚然，沃是一个公认的喜剧作家，但是，所谓喜剧，并不是作品里包藏不住抖擞不开的喜感，而是一种可以从语言的放任里严肃地包容下难以置信的妙趣的那种与生命本体相类似的活力姿态。这种姿态，比之一个笨拙讨巧的悲剧作家，要难得得多。当然，这是我说的，“沃那种通常是古雅的，适于一个喜剧作家的姿态，变得和浪漫主义的姿态混同起来，好像是一朵被月光催开的玫瑰花。”——好像是一朵被月光催开的玫瑰花，这是伯吉斯说的。

·1925年，瑞典皇家剧院演员学校的一个女学生被俄国导演莫里兹.斯蒂勒发现，把她带到好莱坞，可是，这个女孩子并不太符合当时好莱坞对女性的流行审美，因为她农村妇女一样健壮的身材实在无法令人浮想联翩，所以，米高梅公司只是试着让她演了一部名叫《狂流》的片子，没想到，从此不可收拾，莫里兹很快被米高梅解聘，这个女子却自此开创了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美学时代。她叫，葛丽泰.嘉宝。

嘉宝的脸，是那种典型的欧洲女人，骨骼突出，眼窝深凹，嘴唇细薄。所以，化妆师和摄影师们聪明地在这些原料上下文章，用浓重的眼影、生硬的唇线，用大特写，长镜头，充分强调一个女人可以达到的冷冽、淡漠又暗藏欲望和危险的妩媚形象。在嘉宝拍的二十四部电影里，她大部分的角色是歌星，交际花，荡妇，间谍，妓女等玩弄男人和爱情，出卖灵魂与德行的坏女人。这样的女人对所有的观众有着持续的吸引力，她一方面有热烈不可捕捉的内心，另一方面有空白深邃极富超现实感的外形。每一个强烈的形象对比和细节反差都在强化着一个谜的诞生与确立。对答案的狂热与无解，使她成功获得了包装预案里企图传递的神秘感。最有名的宣传照片是，她的脸被嵌在狮身人面上。

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女人，她的脸也不再属于她自己，作为一个被公众观看和破译的符号，她的任务是将虚无与傲慢坚持到底。无论是染成了淡黄色的睫毛，还是她仰面的，紧闭双唇的定制侧影，剔除观众的盲目迷醉，她还是哲学家和符号学者标本一般的课题素材。正是这种将一个人标本化的过程，使一个人获得大理石般的永生。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一书里，有一个短小但重要的章节，《嘉宝的脸》，他写道：“作为一种语言，嘉宝的脸是一种概念的秩序，是理念。尽管美仑美奂，这张脸不是描画出来而是在光滑易碎之物上雕刻而成”——一张易碎的概念的脸，巴特说。

昨日赴友人晚宴，亲切而愉快。女主人热情大方，男主人幽默风趣。居室不大，但是似乎对他们两个人也够了。男主人爽朗，除了拿手的好厨艺，还兼诸运动和娱乐的多项专长。我向来欣羡那些一专多能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更有加倍富裕的人生体验。从前也认识一人，专以学习为乐，四五种外语，把他的一天充填得不亦乐乎。我从来不约他吃饭，因为会耽误他背诵四十个单词。这样丰富而忙碌的人真是充实和快乐，或许有人不解，视作怪诞，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快乐，快乐多种多样，关键是如何在曲折的生活里顺利地找到它。 

快乐的人总是让人心动。我不喝酒，但也毫不影响男主人的好酒兴。与他对坐，一边嚼着油烹大虾，一瓶红酒就见了底，接着又启半瓶，悄没声地，就又过了半。于是，对面的人似有了些微醺。微醺的人总是很放松，或者很洒脱，说不完的俏皮话和许多的小动作。有时候，便让人感觉在观看着他的一个小游戏，慢慢地坐了飞行器滑翔了出去，更多纯粹和幻化的空间里，有模拟的，快乐的牧羊场。羡慕与酒之性格近似的人，比之如我恪守循规蹈矩的道德律，他们更有孩童般无瑕的天真和不假思索的天然个性。

有时候奇怪，似乎每一个人塑就的生活模型是如此不同。有的人如瓮，有的人如歌，有的人如漫画简笔，有的如三棱镜。有的是一个电源开关，有的则是一行字的反面。这个友人的模型，是晴天正午，随随便便的一声口哨。是的，随随便便的，有时倒是不容易。它里面有柔韧强烈的，对快乐的宽大理解，和健康响亮的一声，对生活的浪漫注释。 

昨天，还听到了一句话，他说：艺术没有门槛，任何人都有接近艺术的权利，如同任何人都有快乐的权利。

一个我喜欢的网络新闻小电台：反波http://www.antiwave.net/

这是最新的一期节目，大家一定要听一下：http://www2.antiwave.net/flypigs/pk/listen.php?ff=05-07-17.mp3&nn=听平客讲段子16%20-%20治疗精神病

上午，我拉着厚厚的窗帘，窗外是汹汹热浪。对面阳台上传来孩子的说话声。现在是七月，暑假，孩子们安静而细小的声音穿过楼房与楼房间含混虚无的空间，向我传递寂静。寂静的显现，是因为有一两缕声音的贯穿。如同记忆的显现，是因为某一种突然的气味，从遗忘里浮出水面。

阳台上的绿萝若有若无的气味，从窗帘的缝隙潜入房间，我说不清楚这样的味道是否确有其事。但是，它们显然让我回想起某个遥远的七月上午，放暑假的少年独自一人在家，细心而长久地凝望地板上，微小的灰尘在阳光里，神秘而恍惚的跳跃。

也许是那个时候，我正在看一本书，《弗兰德公路》。显然，那本书对于那个年龄的读者而言，是太晦涩了。所以，直至今日，我也没能读完这本书。但是，我忘不了书里反复弥散和渲染的那个泥泞而支离破碎的景像。

“我们无法看到一个世界的全部过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故事的片断，我们固然可以了解一件凶杀案，但是我们却无法翻阅所有的卷宗，也无法跟踪每一位凶杀者或被杀者，更无法确知每一位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必然会丧失其可信度。正如我们看见一块草地，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草是怎样生长出来的。”这是《弗兰德公路》的作者克劳德.西蒙最基本的世界观。“片断”。它用观察“片断”一样的眼睛观察世界，然后记录下这个世界的“片断”，作为对真实的凭证。

 这是我们最初接触到的现代主义精神之一。它区别于一味盲目追求意义的单向思维形态，继而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和深入世界的角度与方式。是的，提供一种观察的角度，比提供一种意义的价值重大得多。如同一棵树的生长，盘根错节与枝蔓交错才是真实的生长。克劳德.西蒙们所做的，正是呈现出这种生长的复杂性，呈现出我们的观察视野里，欠缺与不可能的真实。

我们不能看到一整棵树，我们不能看到整棵树上的每一片树叶和枝桠，我们对一棵树的印象其实是每一个视觉片断的拼图。“事物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我们却看不见它。”谁能够真正胸有成竹地宣告拥有了“客观”的所有权？克劳德.西蒙打了个比喻：一幅画上的事物完全是由薄薄一层油彩组成。没有什么“客观的”。一幅油画，甚至一幅照片，也取决于灯光、角度、取决于你每一次看到它时的样子。

怀着对“客观”的怀疑，克劳德.西蒙和其他的新小说家们一起，用“片断”呈现世界。正是这种忠贞的呈现，让我们知道，原来，事物是可以直接进入的。不带着预谋的意义、意志、价值和主题，不带着道德伦理和自以为是的裁判权，我们可以空着手，像散步一样，更放松，更真实，更确定地，走进我们所看到，所感受和捕捉的，通往事物深处的甬道。

之所以今天谈论克劳德.西蒙，是因为，这位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于7月6日逝世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帕皮尼安自己种植的葡萄园中，享年91岁。这则消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毕竟是位低调而且鲜为人知的作家。况且，又是那样地不通俗。近来离世的名人太多了，悼念都会来不及。其实没什么，孩童时代，我们读的书籍，作者大部分是早就盖了棺定了论的。后来，我们自已选择的作者，刚好在现在，我们又听着他们一个个离去。这样很好，我们会觉得，原来，这个作家一直活着，一直陪着我们从打量世界，到认识世界，再与世界拉开一个距离，这样一个微小而漫长的生活过程。一直没有想起他们，可是，他们一直参予了这个过程。这是我们的幸运。

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西蒙，他毫不讳言西蒙对他的影响。很多年前，他写过一首索性就叫做《弗兰德公路》的诗歌。今天我把这首诗找出来看，诗歌的背景是夜，但，分明有一种被分解了的上午，偶然的寂静之音。

   弗兰德公路 

 微闭的眼皮。有光在跳舞
 象一只蜜蜂
 飞。影子可以忽明忽暗

 我坐在窗口，沉入昏黄的
 夜。这是11楼上，弗兰德公路
 我未知的人间旅途

 谁在灯影中叹息，谁
 在我的胸口
 下一场薄薄的雨

 橘子和香水
 要求我贫弱的幻觉
 我头枕墙壁，听一首悲哀的歌

 9月，11楼上
 一个人坐在窗口
 弗兰德公路

 2000-09-20　

天热。身体及时做出不甘落后的反应。早前的感冒没好，愈加重了，还带了胃疼一起来。去看病，中医西医，打针，吃药，拔火罐，乱成一气。眼睛敏感，整天在家里涕泪涟涟，不能自已。流泪这下子在我变成很容易的事，果真像个自伤的妇人，应了D.a.w.n的预言。眼泪是内心，但首先还是结结实实的生理反应。黄集伟以前有句新语文：小资的眼泪动不动就满面。这是对小资群体的病诊书。单从现象看，小资与伤风，实在很类似。

 病，其实不完全是件坏事。病有一种好，集中心智。一个人得了病，便无暇顾及许多外在的纷纭，全付精神放在病上。我听到病房里一个男人打电话："我病了，什么也不管了！"如同走进空无一物的房间，这个人叹了口气。暂时，再没有必要去费力挣扎和加速度焦虑。眼里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灰扑扑的墙，从四周反着冷色的静。安静。你的病和痛处都需要你绝对的安静，打吊针或者躺在床上等待医生，你闭上眼，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想不进去，或者这时候，有人一下子忘了身处之地，竟比平时更容易地进入了梦寐。病，让人进入一个短时的，偶发的心理隧道，放下了日常生活里绷紧的警惕。

当然，我还是希望我的病快点好起来。耽溺病患的人危险而恐怖。我不想整日里跟朋友们道歉说，我不能去看望你们，我不能对着你们泪流满面。流流和ET来深圳，我失礼地躲在家里。电视上，是《超级女声》和《艺术人生》这样连翻上演的眼泪戏剧。看来受用者众。时代传媒和社会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趋向王尔德所说"滥情者的哲学"。王尔德说，"一个滥情者其实就是一个渴望不付出代价得到一种感情的奢侈享受的人。把滥情当作节假日，它只不过是没有灵魂者的完美哲学。"--如今果然流行起来了，眼泪的节假日，眼泪的美学。陆建德说得更明白："滥情者的泪库只有一道灵敏度极高，轻轻碰撞就开启的阀门，那是漫无节制的一江春水，排泄就是快心惬意的享受。"

 排泄就是享受。生物化的感官反应。耽溺眼泪的人有欲罢不能的伤风症。近日，我有一个每日必备的工作，在一个论坛，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上网去删除一个名叫"哭泣的蝴蝶"的贴子，里面流满了她春花秋月，感时伤怀的泪水。快一个月了，并没有因为我的勤劳，她就停止过一天哭泣。并且更加戏剧化的是，我们似乎成了舞台上的两个角色。我是一个专事擦洗泪水的清洁工，而她从我的职业劳动中，收获着意外的快感和激动。

这是一个眼泪时代。热病与享乐，疼痛与快感。人不是机器，机器就简单多了。我的电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也跟着患起热病。启动十分钟，它烫得像个热锅，然后，啪的一声响亮，准时熄火！所有的指示灯全部灭掉。干脆利落，不商量、不起腻，不独上西楼，也不断肠斜阳。最重要的，它绝不----泪流满面。

天气太热，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希望可以进入一种安静的冥想，不被打扰。但是，不被打扰是不可能的。白天，哪怕阳台上恹恹欲睡的植物也是一种打扰，它的影子被阳光夸大或者缩小地呈现在地板上，分散的光圈，像公开发布的谣言，让人不能不开始担心，某出不可知的戏剧里，危险而突然的结局。

两天前，我开始阅读古希腊史。阅读古希腊史的计划，半年前我就慎重其事地对朋友提起过，半年过去了，我的书蒙着灰尘，像出土文物，似乎一碰就会变成灰烬。我开始阅读米诺斯王宫一般复杂饶舌的古希腊史，这种跟现实绝无瓜葛的知识，似乎更多的是为了证明我在某种趣味上的纯洁。这里面的悖论是，我需要一种跟现实绝对无关的事物，我需要在现实的躁动不安里，找寻一种可以赋予我英勇和力量的知识，这种知识，必须远离任何可疑的，功用的目的，发散出纯粹而静止的气息。像轮船在星光下航行，或者像手里钢笔笔尖上闪烁的光泽。对于航行或者书写，它们都是一种额外的微小提示，然而，下一行字迹或者下一条水路，都笼罩在这微小暗淡，却绝对坚硬的光照之中。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没有用的。我抓着古希腊，正是一种最为现实和庸俗的需要，我祈祷着这是一个阿莉阿德涅的线头，帮助我走出现实的迷宫……

或者至少，我要最小程度上内心的安静。读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这肯定不是一本人人都会喜欢的小说，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喜欢的小说。如同一个回忆爱好者刚好来到梦一样水气氤氲的湖水边，他前生的奢侈浮华和岸边青草一样鲜美青翠，清凉而惆怅的风里，有苦涩的味道。这真是一本最适合夏天的书了，里面有足够的安静和沉迷。有足够的优雅，和相反的尖刻。

上星期感冒，逐渐好了。今天突然发现我没有味觉了。甚至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没有味觉，比没有其他的知觉好。我发现，味觉不是我非常看重的。那么，我看重什么？我是一个乏味得不可救药的人了，我甚至对本能的生命乐趣也缺乏基本的热情。

我开始厌恶不断地说“我”，用“我”作为每一个句子的主语。伊夫林.沃从来不用第一人称写作。他说，一个不断写着自己的人是可鄙的。为此，毛姆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做《第一人称》，他的理由是，除了写写我们自己，我们还能对别人说些什么？

博客就是这样一种文体，一面，它不断地，可鄙地说着自己。一面，它实在除了自己，别无可说。

看一个朋友的博客，写他同屋一对四年的情侣分手，他说，可见恋爱是没有必要谈太久的。似乎他倒是长吁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我却紧了一口气。联想到我最近的一次恋爱。仅仅十个月，已经漫长得恍如一生。最后一天，我离开，几乎快乐得要吹起口哨。恋爱是没有必要太久的。如果你已经有了恋爱中的时间感，那么，恋爱是一种苦刑。

和一个朋友愉快地聊天。我是如此热爱聊天。我说，我要成立一个聊天会。聊天会，听起来多么无聊！某日，我对阿飞说，我要成立一个聊天会，他说，你已经悲伤到这种地步了吗？但是今天这个朋友却不是这样，她立刻问我，是这个星期六吗？似乎已经有一伙百无聊赖的人在暗处高声喧哗。我一下呆住，我不知道一个聊天会是用来干什么的。

一个肃静的网站，里面的人很认真，在读书。集体读诗经。很多人一起读一本书，一定不孤单。突然，我想到我的古典文学底子是如此薄弱。诗经，我能够逐句背下的，只有一首《氓》。每谈及，我就大声背诵这一首，然后再动情地翻译：一个男人笑嘻嘻地走向一个女人，他的手里抱着一捆丝啊，女人问，你这是要去市场上卖丝吗？不是啊，我是来向你求婚的啊。——很奇怪，三百首诗经我就对这一首念念不忘，世人皆知的《关睢》，我都很少记起。

同时，我想起我唯一能够一口气背下的唐诗是《蜀道难》。我常常在一些重大时刻或者非常不重大的时刻不由自主地默念这一首诘牙屈聱的诗。比如，在等人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比如，在电信局排队缴费的时候，我也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比如，在烈日下的街道上行走，在睡不着觉的黑暗里，在早上，在黄昏，在梦里，梦里的人紧张地找不到梯子，他一边绕着树林打转，一边咬牙切齿地念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或许应该多学会背诵几首诗，这样，我想也许我的人生会有不同。

        Ragtime（拉格泰姆）是美国黑人的一种早期爵士音乐，风靡于1890至1915年间，七十年代初期又开始流行。
        Ragtime源于ragged time，指乐曲中的切分音节拍，也有“褴褛时代”的意思。乔普林（1868－1917）是美国拉格泰姆钢琴家、作曲家，人称拉格泰姆之王。

后悔这么晚才拿起这本旧书。《拉格泰姆时代》，这本获得1976年“全国图书评论界奖”的小说是完全可以改写一个小说爱好者对后现代文学的印象与偏见的。好看，原来，后现代小说也完全可以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

多克特罗把Ragtime作为这部小说的标题。从Scott Joplin开始，黑人艺术家从非洲故土走进了美国的繁华都会，散落在高雅的客厅、低俗的酒馆，沙龙聚会和寻常人家的钢琴边，于是，我们听到这样的音符：即兴、无旋律，不成曲调。演奏者指尖下的情绪时而迷茫时而任性，但是，即使是混乱，也从未失去它的节奏。节奏，这种出自于黑人音乐传统中本能的原始力量，被随意和尖锐地赋予到一种音乐类型中，广为传播。于是，我们看到，上世纪初的美国，坐在钢琴边的黑人演奏家，面容疲惫，一只手放在键盘上，另一只手懒散地垂在膝头，僵硬的姿势，只是“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换左手”。这个演奏者与当时新兴工业发展中出现的流水线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机械、刻板，忧心忡忡。仔细听，杂乱的节奏里有种不曾泯灭的希望在挣扎和突显，但是，下一个音，希望又继而淹没在无望和颓败的深处。

其实，多克特罗的这部小说并不关于音乐，甚至也不关于音乐家（仅管书中确实有一位Ragtime音乐家）。1900年至1939年的美国，正是19世纪未南北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时间被称作Ragtime时代。这是爵士乐诞生的初期，是一切观念与事物都以快速和颠覆性的节奏推动时代前进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和世界局势发生着重大的改变，经济快速增长，工业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分化。另一方面，在生存和财富的巨大机会与趋动下，大批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度的人加入到“美国梦”的大军中。迎接他们的，是美丽的焰火、飘扬的彩旗，也是黑暗、迷乱、胁迫和幻灭。在这个时代里，个人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与历史发展共时共生，报纸上的头条与普通人的一日三餐的交替并行。

多克特罗正是采取了这样一个照相式的记录方法来拍摄一个时代的全景。他选取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里各成员的成长做为相片的中心，然后，从这里幅射出去，我们又看到了围绕在这个虚构家庭身边的，那些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及其命运。格拉泰姆之王乔普林；发明了流水作业，将汽车制造产业化的汽车大王福特；家财万贯又迷恋起死回生的大银行家摩根；一度风迷美国的性感名妓伊芙琳；还有以脱身术创造了魔术神话的戏法大师胡迪尼和正在游历美洲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这些人物共同呈现的，是一个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美国。

这些事实上互不相关但又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最是时代的符号，他们与作家笔下虚构的故事以奇特的方式交织串联，在一个平面上共同显影成相。这是一张高密度的相片，一张高信息量和大广角的照片。我们指点着这些照片上的人物，回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事件，如同钻进了一个被弱化的时间黑洞，重历一次时代的运转。只是，故事核心处的主人公却被虚化了，于是，读者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想象和虚构。真实与虚构，被小说家如同演奏Ragtime一样，左手、右手，右手、左手，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巧妙地置换了。浓重的历史氛围和酷似的史实细节里，我们只能更相信忧伤的情调和对时间节奏的恭从聆听，无从分辨历史深处复杂的曲式和音调。

多克特罗将“时代”这样一个浩翰无边的大词精简熟练地浓缩在短短220页篇幅里。有人病诟说，这叫我们如何看清那每一个人清晰的面目？但，清晰可能并不是作者的追求。多克特罗的动机很单纯，只是重建一个貌似真实的时代，在一张集体照里，真的假的，真正活过的和仅止活在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着交相辉映的脸。真与假，不是命题。人的命运与时代，才是重点。多克特罗的将这两者编成一个有机的织体——在操控个体命运的时代细线之上，扭结了当代最为重大的话语和症结：阶级，种族、劳资、人权。而在这些沉重主题拱起的空间下，是小人物和普通人行走的身影：情爱、理想、内心的喜悦与哀愁。

多克特罗是个有野心，而且有能力的小说家。也可以说，是个诗人，意象派诗人。并不似一般评论者所认为，后现代主义作者如何更像一个冷冰冰的掘墓人。至少这一部，后现代的代表作，多克特罗在复建历史时，沉醉于隐藏在语言后如音乐般令人着迷的诗性色彩。全书三个章节穿插了三次Ragtime的音乐声。在小说的第一页，题记。多克特罗借用了乔普林的话：“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从这个绝不平淡的句子开始，奠定了全书的诗化格调，仿佛乐曲的第一个切分音，里面有暗示、预感，有松散和漫不经心，同时，更可能有冲动、有缅怀，有从容而伤感的时代眷顾。

福田区法院在哪里？428路中巴车上面写着即将抵达的站名：福田区法院。可是，坐到终点我也没看到类似法院的建筑物。司机说，站名是法院，可是，并不经过法院，要在中途下车，穿过一个商场，向右拐一百米才是。如果想直达，去坐416吧。

于是，我去坐416，可是，坐反了方向，又到416终点站，问，司机不清楚有个福田法院。热心地帮我去问棚子里的同事，答曰，都不知道法院。法院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地方，在普通公民的脑袋里，那里跟政治机关一样，跟我们的具体生活实在是关系不大。

最后，得到一个推理，是政府的，那么就在福田区委下车，应该不远。司机拉我回到福田区委。

福田区委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很大一片地，外面是花墙，里面围着政府、公安局，检察院，人大，当然还有法院。有个朋友家住区委大门的正对面，每天，她绕过这一大群建筑物，去买菜、吃饭、上班、散步。可是，从来没打听过里面是些什么。法院？不知道有个法院。

法院并不一定跟我们毫无关系。说不准什么时候，你需要去找一个叫做某某法院的楼房。今天，我去递交一份房产资料。自从我的住所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委员会就乐此不疲地和房产开发商打着旷日持久的官司。几年里，父亲每隔一阵子便会代我去一趟法院，所以，父亲对全城所有的法院分布都了如指掌。有时候，早上，他朝气蓬勃，穿戴整齐。说，去法院！他多么愿意列席参予裁判啊。坐在法院里，有公民感。当然，被告席除外。

原来，法院是这样的。跟酒店区别不大，一间房挨着一间房，门上贴房号的地方挂的是“第一审判庭”“第二审判庭”“第三审判庭”。大部分的房间，教室一样，下面是课桌，高一点的台上是教案，有烫金的牌：法官。

看到方位布局的，其实都是空法庭。看不到方位布局的，是因为里面有人。很多人的，声音嘈杂，人影摇晃。突然，一个妇女快速冲出来，倒在过道边，呼天抢地。里面有人大喊：这是法庭！

下面一间，寂寂无声，站着的人手里捏着纸张，三三两两，表情凝重。再一间，松松散散，相邻的人，互相低头耳语，像交换秘而不宣的小道消息，又像是传递重大的机密要闻。

那么，这间就是我要去的了，执行受理庭。我要递上事先要求我准备的材料，有一个文件的标准稿，我只需要照着抄写，一字不差。内容是，与我未曾谋面的诸多邻居一同起诉我的开发商。格式是关键，至于起诉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时间和地点，人物和细节。我一概懵懂。父亲跟我交待，只需把文书给那个人，然后，在姓名的位置上按下一个指印。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门口，在法院的门口，每个人都在用纸巾用力地擦着手指。

今天打球，打球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等候场地。我和朋友在二楼阳台看楼下泳池里的游人，刚刚下过雨，脚下是湿的，雨后的阳光清醒稀薄。我们趴着栏杆，看了很久，谁也不说话，没话可说。

今天翻出一张旧唱片来听，《李泰祥和他的女弟子》，李泰祥很可怕，可以让所有经手的声音整齐地像发自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女性的李泰祥。我几乎无法辨认特异的齐豫与其他女声的差别。特异，在李泰祥这里是普通梦幻。这些女人的声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净得像断然抛却俗世的鬼魂。过于纯净的东西是种权力，它有一种胁迫性，让人想到死。

今天读一首保罗.策兰的诗：“在未来以北的河流里/我撒下这张网，是你/犹豫不决地加重它/用石头书写的/阴影”。这位我非常喜欢的诗人的诗歌是漆黑一片，像粘稠的沥青。任何时候读他的诗歌，我都有如被钉在柏油路面上。所以，他的诗歌不能连续地，大剂量地阅读。大剂量地阅读，像服用大剂量的非处方药品。纸上扑面而来的窒息，有着坚硬的棱角，像他常常使用到的石头，石头的重量和不规则形状，构成了策兰，站在死亡的一边对生命的超载描摹。

今天读略萨小说《城市与狗》。读了七十三页，不打算读了。很多书籍只为与其对应的某个年龄而存在。比如这本，如果我十八岁，或许会爱不释手，但是现在，关于青春的疯狂和喋喋抱怨，我已毫无耐心，只有厌倦。

今天晚上，也就是刚才，一位朋友要求与我分享一条新闻：山东美术界第一次在全国美展上实现了金牌的零的突破。——我想了想，无法从这条新闻短信里读出关于喜悦的蛛丝马迹，也无法将朋友的背景信息与山东这个地方发生任何有机联想。于是，我拒绝分享。

今天，我拒绝匪夷所思的联想。看到一个男孩的照片，黑白。我的屏幕暗得要命，最高亮度下，除了大致的轮廓，他的脸仍旧模糊不清。然而，这都不是我关心的。我渴望了解的是他头发的颜色。我极其渴望看到一张来历不明的黑白照片上头发的颜色——这种持续不断的猜测正在导致一种耗尽想象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