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偶遇一个旧友。他站在市场街的过道上，像冬天里落尽了叶子的枝杈。几个月不见，他瘦得不成样子。说话的时候，虽然还是像以前一样习惯挥动他的双手，可是，双手掀动的风，像树林里难以逾越的光线，细薄、软弱。

隔着老远的距离，他大声地招呼我。直至冲到面前，我无法一下子将他认出来。他似乎站在街边的一个角落已经很久，专为等候我的到来。当我终于进入他的视线，他长长地吁一口气，热烈地与我拥抱。

我惊讶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青年人。他像以往一样的彬彬有礼，像以往一样的热情。但是，他的肢体向外透露着寒气。炎热的夏天，他的身体像随时来到的暴雨，有潮湿的正在凝结的水珠自下而上地滑行。我无法立刻捕捉到他的变化。一方面，剧烈而突然的消瘦让我不能充分估计是什么潜入了他的体内，一口口沉稳地啃啮掉他的肉身。另一方面，他闪避的辞令里有着令人忧虑的隐语。我分明在他嗫嚅的嘴唇和游移的目光中读到了恐惧和慌乱。可是，我无法准确区分这种慌乱。

似乎有着过于紧迫的时间。仅仅一个互相招呼的过场，他便开始谈论到他急于寻求的问题。看起来，也是酝酿许久的话题。

“你说，什么是世界观？”

“一个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世界观？”

“为什么有着不同世界观的人会导致不同的命运？”

面前的年青人，快速地，向我抛出的，都是这些我根本无从回答的问题。在放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他的眼睛软弱而迷朦，身体似乎承受不了巨大的紧张而向后倾斜。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躲藏在家里反复打量着这些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太过重大，让他无从兼顾更为实际的生活。他感到生活逐渐厌烦，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实施和澄清的，除了内心，以及在镜子前面打量自己越来越陡峭的面颊。

“你说，我是否需要一本哲学书？”我仍然回答不了。我不知道哪一本哲学书能够真正说服一个人打开房门，走到阳光平坦的广场上去。我不知道哪一本哲学书可以让人在问题的阵营前披上战甲。我不知道。哲学书从来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诞生的。它只是一本建立在问题石梯上的书，是汇集问题和请求问题的书。不，它不负责解决问题。不像盐，或者糖，没有立刻使一杯水变了味道的功能。哲学书，只是一面把问题挂到墙上，突出它谜一样光辉的，带有装饰色彩的抽象壁毯。

交谈中，另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他立刻警惕地收起沉溺的表情，像夏季的阵雨，当你奔向窗户，它已经停止，似乎从来没有来到过。他与另一个人开始讨论无关的事物，音乐、声音、网络。我在一边看他，除了瘦，除了这个最不可靠的视觉变化，看起来，他跟几个月前，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挥手告别。他走一边，我走另一边。他准备去哪里呢？我无从知晓。虽然一个人的瘦让我不能克制感伤和忧虑，但是，我知道我无法阻止甚至干预。如同我不能阻止市场街外面嘈杂的人群和促销广播的混乱节奏，我不能阻止某一级石阶的倾斜。谁能够阻止有害的空气，落在一个钟型灯罩的底部，那无法触及的，灰暗与危险。

橙子已经回去温洲。这几天，我都陪着他。陪他收拾单身公寓，陪他买水桶和扫帚，陪他与他单位里的同事吃饭。和他同事吃饭我都跟着去了。可见我现在与陌生人共进晚餐的能力越来越强。

陪橙子买CD，橙子买了十张，我买了两张。一张是梅纽因的莫扎特，40、41交响曲。另一张是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橙子细致地查看他的碟，终于有了几天以来的欣慰和满足。生活是公平的，它最终会找到一个方法给你安抚，并且让你看到坚持和继续的价值。我就不一样，随手把碟放在橙子的包里，这会儿已经被他带回温州。虚伪而且虚荣的艺术追随者的形状，我是典型。

橙子的航班是晚七点，中午在吉野家吃饭，日式快餐乏味单调。下午我们闲荡在华强北，星期一的下午，闲荡在深圳市华强北路，特别给人罪恶感。身边的人车轮一样高速移动，我们像被特别处理的滞后镜像，有种被高速抛出了时间的错觉。

后面的时间，我们奇怪地选择在游戏机房打发掉。那里充满了一群真正敢于抛弃时间的人。暗无天日，震耳欲聋的房间，烟尘缭绕，光怪陆离。或站或立的年青人无一例外地挥金如土，面色荒芜。当然，比他们更加荒芜的可能还有我们，因为我们同样的百无聊赖，却自以为有着更加明智的脸色。

好容易用出了手里的二十枚游戏币和两个小时。我和橙子坐在门口吸烟，我们一人一句，太无聊了。然而，罪恶感并没有因为找到了同类就得以缓解，可见，罪恶不是公共财产，不可与人分享。

挥手道别。橙子现在应该已经回到温州。我也重新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们都回到原形。我的一如继往的散漫和橙子一如继往的紧张都是我们惯性生活的定位。当然，这种定位并不见得就更好，更充实，更合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好，那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习惯是一种消磨。习惯了，便看不到有什么不好。

安迪.沃荷回答记者：“如果你想了解安迪.沃荷，只要看一下我的绘画，电影以及我这人的表面就可以了。这就是我，表面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安迪.沃荷的这句话，出自美国作家罗伯特.休斯对安迪.沃荷的画展所作的评论，收编在《纽约书评论文选》中。如果我早看到这句话，也许我会援引它来作为自我描述，特别是在KOSMO，面对友人，当我被作为一个话题，我会说，这就是我，表面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216路公共汽车上，往上梅林去。橙子从温州告假回来，在上梅林领了一套单身公寓，我去帮他打扫房间。

房间理所当然地小，30平方米，一个小卫生间，一个小厨房。这就够了。无论多么复杂的生活都可以用这样的地形描述来概括，有一个最简要的空间分割，基本的生活形态就可以被结构和定型，成为具体。

我们冲刷地板，擦洗玻璃。空房间总是富有想象力，哪怕它已经几易其主。两小时后，32层楼的老式电梯和墙面上的水渍都是你新一轮的生活标志。橙子非常在意地角线。他尤其害怕未来的某个时刻，背靠地板的一个角落，会沾上看不见的灰。这是一个单身男人的典型处境，他没有床。

在KOSMO，我与另一个朋友对坐。散淡的灯光下，我从她的表情读到关于离异与漂流的另一种词义。不，我不是典型的！她非常坚定。可是，我想说，典型，是一种形态，流言是典型，忍耐是典型，走开和滞留都是一种典型。头顶一朵雨云，云下湿漉漉的人，是一种典型，刚刚走过去，回头看，并且庆幸和感激的，也是一种典型。典型，是一种互为补充的生活形态，已经回来和即将远行，都可能成为典型。它们有共同的特征：发生、强度、曲线，和可以被提炼的真实含量。

表面背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安迪.沃荷也是一种典型。这种典型取消了深度和象征，取消了阅读和动态，代之以扫描式的平面接受。随意的重复和批量的平淡是他的创造。“我想成为一部机器”，安迪.沃荷说。安迪.沃荷成功了，他幸福地成为一部丝网印刷机。“我想成为一部机器”，在橙子的空房间里，我头脑里是几分钟前读到的这个句子。惊人的冷静和准确使机器成为不动声色的永恒，成为完整的现实美学。我企望这种超然的形式主义者的仪式。

晚上十一点，陪橙子从茂业百货出来。最后一班216驶离了前面的站台。我犹豫了一下，我可以选择出租车或者耐心地走回家。可是我却在人群的闪避和诧异中奔跑起来。奔跑，已经被习惯性地看作非正常的移动形态，它意味着恐慌和某种戏剧性情节。但是，我奔跑，没有任何情绪，也没有必须奔跑的理由，我奔跑，只是因为我想要奔跑，不带任何利益地奔跑，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火车。它遵从于一个内在的指令。我想成为一个玩具火车。一位批评家这样评论安迪.沃荷，“他就像一列拥有大量愿望的火车，如果不是每夜的空虚冲淡这些复杂冲动，他恐怕会因想象力太丰富而停止运行。”我没有冲动，我也没有想象力，但是，我找到了与安迪.沃荷的共同点：空虚使人奔跑。

很久以前，网上有一篇《疾走罗拉》的影评。文章标题给我留下了异常强大的印象。它是这样的：奔跑中，请勿打扰！

第三次路上学车。教练给我笼络得好，把车交给我，比我自己还要放心。当然，刹车还是归他管。昨天，我竟突发奇想要把车开去大梅沙，被制止。只开到莲塘即返，教练反倒不好意思，应承我哪天有时间，一定满足我首驾大梅沙的美好愿望。

早上八点，老同学从成都打来电话，电话议题是：如何成功获得商机？这是个常谈常新，新而无用的话题。我跟所有朋友见面聊天，话题重心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落在这里。然而，今天值得特别记录，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早上八点这个时间段与人谈论这个话题。可见，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个人相当紧迫。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普适问题。谈话进行约四十分钟，结论是：无结果。

从健身房出来，下雨了。运动鞋湿了。上一次，也是从健身房出来，运动鞋从里往外倒出水来。其后两周，每天晨起第一件事是将鞋拿到阳台上晒太阳。用电吹风，电吹风被吹坏，鞋还是没干。今天终于可以又穿上它，可是，又湿了。

电视上黄色暴雨信号。近来天气反复无常。地王大厦上空暗紫色的云像潮涌。滨河路上，红色尾灯排成一条温顺柔软的曲线。没有风，屋里的人感觉不到雨势。仍然炎热，雨并没有带来烦闷的缓和，这节气里，黄色暴雨也无精打彩。只有水珠顺着窗框往下落，很有耐心的，一滴一滴。一滴。

我已经在炎热里心神不定很多天。周未跟着一大群不熟识的人在冷饮店打扑克，到凌晨四点，又去游泳，吃饭。看些很无聊的电视。不停地吃西瓜，睡大觉。博客停了几天，打开这个页面，只要三天，这里就有了荒芜的迹象。感觉博客和报纸的性质很像，当天过去，便只好拿来擦桌子。报纸可以擦桌子，博客连擦桌子也不能。

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D.M.托马斯《白色旅馆》。一本是法国艾尔维.吉贝尔《给没有救我命的朋友》。前者是一本文体交错的小说，充斥着梦、性、暴力和诗歌。后者是一本人性交错的日记，吉贝尔是福柯生前的男友，也是著名的叛逆天才，临死前两年，以日记体记下艾滋病毒在体内流窜的最后经历。这两本书表面上都有一颗恐怖黑暗的核，但是事实上，很正常。如同我们每天走进的梦和病，很正常。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病都是一样，没有黑白明暗。街头匆匆行过的人，只要我们不去拉住他们，将他们体内的梦与病尖叫着抽取出来，这些，都不是值得惊异的。像我们的舌头和看不见的肺，它们是我们身体温和的部分。吉贝尔的日记第90篇：
    “我在隔了三周后，又去那家药店要第二瓶洋地黄，这样才够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女药师这次看上去有点担心，问我：‘这药让你感觉好点了吗？’我回答：‘是的，这非常温和’。

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饭桌上，常有初识的人问同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无需思索的问题。但是，我却感到为难。我母亲是北方人，我父亲是南方人，但我却在毫不相关的第三地出生长大。我没法一句话概括我的地域属性。不仅是面对问题，独处时，我自己也常常迷失在对于身份归属的找寻上。

"哦，三线的。"那个人明白了。三线的，在座的，可能不只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身份背景吧。三线，是中国辞典里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在各种辞典上都找不到对这个词的解释。但是，我想，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定义。它意味着，被嵌入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一大群人的命运与偶然、放逐，与扭转和挣扎，与这些非自然的词语，发生了长达一生甚至几代的关联。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热血澎湃的年轻人从属于自己的城市、家庭，热切地奔赴到陌生、偏僻、荒远而贫瘠的农村去，他们执拗地完成了一次对于自我生命形态的放逐。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他们对当初年轻时的选择感到疲惫、怀疑，感到忧伤和悔恨，他们又完成了一次对于精神形态的放逐。当他们拼却全身力气，做着从乡村向城市回归的挣扎，寄望以此纠正曾经的冲动和盲目，他们又背叛了青春、理想，背叛了他们颠沛的前半生，同时，再一次造成，生长于斯的下一代的放逐。

这是一个一步之后步步艰难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砝码加诸在父辈的头上，又继而别无选择地加诸到后辈身上。小时候，我的邻居一家就是从上海来的。在我印象里，他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找单位的领导要求调回上海。白天，他们夫妇俩坐在领导办公室里申诉理由，晚上，他们去领导家里苦苦哀求。但是，在三线单位，批准一个调动是极其困难的，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跟你一样的人生和命运吗？为什么就你不能忍耐和坚持？他们的孩子是我的同班同学，为了得到好的教育，这个女孩一直在奔波，从母亲的户口所在地，到父亲的户口所在地，再回到我们的子弟校，每到一个地方，都因为古怪的口音受到嘲笑和孤立。他的父母从我幼年时就开始活动，他们单一而顽强的努力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直至我上了中学，七年，七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一纸调令。那一天，我的父母亲为他们送行，男人已经看不出有任何的激动和喜悦。头顶的白发像历经了时间折磨的蒿草，而那个女孩，只是沉默。神情里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阴郁与深沉。

这个场景酷似《青红》临近尾声时的送行，趁着天还没有大亮，你们快走吧，人多了，就不好走了。那是一种凝重而苦涩的告别。我们知道，从此，这两个二十年来一起成长的家庭，彼此熟知和体味的家庭，从此分道扬镳了。我目睹过父母亲送别了许多的工友，这些人和他们的人生，从走开的那一天，就永远地沉没在我的记忆里。

《青红》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电影把视线聚焦在三线家庭的身上。王小帅把这部电影献给他三线的父母，献给与他的父母一样的他们。他们的选择和他们的放逐，以及，他们在一次次放逐进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与牺牲。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一些转折，然而，三线家庭的起伏与转折，则更为沉重与暗淡。像电影里我熟悉的机床车间，其中的人被圈困在政治线、感情线和宿命线的高墙内，圈困在重型设备淹没一切的噪声里。一重重地向外突围。一些人突围成功，命运将被改写或者不详待定。而绝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人依然囿守在三线之内。不论你是否有过上海梦，他们一代，又一代，再一代，毫无希望毫无选择地扎根在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与世隔绝的背景中。如同我现在还在那里的，许多的同学朋友，以及他们苍老憔悴，面无表情的父辈。

载着青红一家人离开的车子绕行在扭曲的盘山公路上，车上的人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句振奋的话。为了这一天，每个人都背负了道德、伦理和情感的最大载重量。每个人心里都承受着复杂而苦楚的撞击。我们看到，车子绕行在扭曲的盘山公路上，天色慢慢亮起来，没有雨，但是，在偏僻而潮湿的山区，哪怕没有雨，也是阴晦而霉湿的……

"我也是三线的。"饭桌上，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许久之后，缓慢而低沉地对我说。

今天去旧天堂，但是他无法对阿飞说出想要的音乐。很多人可以快速说出自己想要的音乐。但是他说不出。音乐如同背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行走在哪一种背景里。雾色，或者晨昏。但是，他连这样的想象力和描述力也不具备。他的背景不清不楚。他的背景是某种暗示，经过一连串中庸的裂变和遵从的预感，来到微弱的感性的低处。

他说，他挺喜欢《放牛班》。说出来，仿佛自己吓了一跳，看到一个人沿着身体的线性跑道擅自跳跃而出：满面阳光。满面阳光，是种需要警惕的表情。这种表情蕴含着最初的病句。语法层面上一个带有摧毁性的平均律，是从最初关于幸福和喜悦的泪水里隐伏下来的……

他从来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他鄙夷叛乱，与臆妄和阴暗保持有效距离。但是，他也不信任既有范式，反对依次递进的齿轮咬合图形。他要的是一种介乎纤巧与庄严之间的空虚地带。这种空虚该有着多么高的清洁的要求！这种空虚，类似于一个圆滑无意义的介词。一个中性的词。哦，不留下任何的针脚！零度的写作，零度的人。他说，零度的人，或者，取消了个性的人。

对，取消了个性的人，是一种终极幻觉的理想。他理想中的街景是，他站在二律背反的对面，把所有映射在视野里的媒介都看成偶发事件。每一个事件都奇迹般地在平坦而无声的景别里移动。移动的阳台和门闩。移动的“S”和自白。移动的鱼叉和隧道。无规则无根据无提示的，移动着的剪影，像一个口若悬河的黑白默片。对，他要的，就是这样的，被压缩的，被摘引下去，然而就此成了空白的，成了符号化的，若有若无，同时也最大程度地被戏剧所笼络的，那种复数性的背景。这种背景像穹顶，充满着巨大的弧形的冒险。

“你在说你想要的音乐吗？”阿飞问。
“是的，我反对政治和无趣，就像反对阴暗和阳光。这与我想要的音乐同出一辙，是一个飘浮的水果盘。”
这时，一个两小时前刚刚完成高考的女学生从门框走进来。她报考的专业就是政治学。
“哦，多么乏味，政治学是一种毫无想象力的修辞。”他说。
“是的，可是，政治也很吸引人。乏味的东西也可能有强大的吸引力。”
“乏味的也有吸引力，但是最愉快的只能是缺席的。”
“没有缺席的音乐。”这时候，我正在打量书架显眼处的一本新书，艾柯《开放的文本》。我稍稍浏览了一下其中关于诗学的目录，并且完全不打算真正翻开它的正文。我转过头打断他的话语。用犹犹豫豫，毫不确定的语气对他说：“没有。没有这样的音乐，也没有这样的文本”。

去书城。不是去买书，只是为了去接近书。我似乎只能在放置书籍商品的货架前才有真正的读书渴望。

诗歌区（诗歌区！），已经比两年前多了一个书架，这归功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和楚尘。他们在两年内居然一口气出版了五十部译诗集，像一场暴动。五十部，可以满当当地占领一个书架。这下好了，书店的经营者也不会为诗歌区的空洞无物感到为难。王小妮写过一篇随笔，讲她参观深圳书城。她说，诗歌区的空间几近于无，象征性地围着店堂里的一个立柱而设。一面是唐诗，一面是徐志摩，一面还是唐诗，再绕过去，是消火栓。

一个黝黑、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诗歌前面。躬着细瘦的身子，眼睛凑到书上的字。翻了一阵，放回去。不一会儿，还是抽出了同一本叶芝。我的热心劲上来，把河北教育溥浩的三卷本递给他。但是，这个动作事后让我后悔不迭。

其后的事情是，这个男人立刻打开了他放在购物车上的一个公文包。自我介绍是一个诗人。诗人，写诗的人。急切，但又仿佛随意地给我看一张纸，状似报纸复印件，是一篇诗评样的东西。文章繁体标题：誓以有限的生命捍卫诗之无限纯美！"文章中的诗人就是我，我就是诗人云心"。他抑制着激动，用手指划着其中的几句给我看，"云心在中国现当代诗歌沉沦迷失的现状下，用他的诗心开拓出一片汉语诗歌新天地。"随手，他又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厚厚的一摞纸，倚着书架大声地朗诵起来："每当月色如霜，我就不胜思乡，心儿啊抱着月亮，跳进那二泉去流浪，珠珠萦萦，涓涓啊盈盈，月光流浪，流浪啊清唱……"。他声调渐高，引来众人围观。好奇者地挨近了去看他握着的纸。他打开公文包，又拿出许多张，分发众人。"这是我的诗歌作品，你们看看"。他面对我，像面对一个窟隆："你可能看不懂，是的，我的诗很难懂，一般人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不过没关系，这些稿子送给你，你拿回家仔细研读研读，我的诗里有中国现代诗以来不可一见的大美"，边说，继续将另外的一些塞到我的手里。"大美啊大美，这是现如今的中国诗人绝对难以达到的境界"。"所以，他压低了声音，"考虑到大陆读者接受我的诗可能还有差距，一般我都是拿到海外发表，海外读者的欣赏层次比较高。"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并没有望着我，而是落在我身后一个模糊而不具体的角落，它们在闪光，闪出烧灼般的强光，如同高压下的节能灯，有着等待炸裂的欲望。这神情令人慌恐。我几乎是奔跑着逃离了现场。

拿回家的纸大概五六页，有些还是手稿，字迹凌乱而扭曲。"母亲啊，儿子颤抖的心，延着岁月无尽地延伸"，或者"最是那沁透心脾的新柔，最是那氤氲温馨的温柔，青春青透了青蔻，羞红红透了萼秀"。他说对了，我确实看不懂，我不知道这些诗歌在写些什么，不过，他说他的诗歌都是能唱的，那倒是真的。不过，假如唱，我也听不懂。

现在，我在这里写博客，回想今天遇见的一个已经不再年轻的中年人。我觉得，时间对一些人是不是仿佛一个黑洞。这个人不上网，不读书（他问我，名叫叶芝的诗人有几个？），没有同类。用他的话，他是圈子也是人群外边特立独行的另一个。他说，还有几年才将退休，他决定辞了职专事写作。否则，否则灵感啊，他说，灵感就白白地流走了。

现在，我在这里写博客，回想今天遇见的这个诗人，我觉得，诗歌对一些人是不是仿佛一个黑洞。诗歌用简短分行的文字编一个罗网，然后将你紧紧套住，不得脱身，最后，他会让一个人持续地瘦，剔除俗世肉身，骨头像一把柴禾，布满了火药。

想起郭小橹写的电影随笔，《闪灵》。她说，多少人在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境地里孤独地做着自己的作家。她说，"我们睁着受惊吓的瞳孔，在世界的迷宫里，承受着人类深藏的，潜意识里的恐惧。"

下载了百家讲坛的红楼梦。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红学研究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遗忘就声色黯淡，反而愈加如火如荼。如今，已经发展到近乎恐怖的地步。谁说过，一本书能养活多少人。真是给社会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样板。红学研究跟闹革命相类似，军阀割据，派系众多，各占一个山头，各说各的话。像周思源那样在文本范围里做做传统的人物分析，比较比较林薛美丑，说道说道丫环的性情脾气，怎么说，也是绕着书本做文章。更有那深入了去的，走得远站得高，站得高方使眼界大开，叹为观止。什么考据派、索隐派、版本派。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谁都可以，关健词的是大胆、只要你有够大的胆子。这小心求证，看的就是你在哪里动用的小心，求的又是谁家的证了。反正够胆说话的人自有他的硬道理，教你不能不佩服学问里头到处都是高精尖。

今天这个是原曹雪芹学会的会长胡德平，他的成果是考出了曹雪芹家住北京香山正白旗村27号。家门口有石，状似元宝，所以，曹雪芹灵机一动，有了贾宝玉。出门几百米河边有黑石，又名眉石，眉色如黛，所以，诞生了林黛玉。向西几百米，一石上生柏树，所以，小说家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杜撰了“木石盟约”。了不起啊！会长赞不绝口。这就是“原型”，这就是“升华”啊，这就是曹雪芹之为曹雪芹，一个伟大艺术家不同凡响的所在！

天气不冷，我在颤抖。不奇怪，不远处邻省，福建贵州在犯雪灾。说一部小说的构思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艺术创造是树叶子间生出来，不会比六月冰雪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更大。不过，这还没完，更有绝响的论调，原来高鄂名下那四十回有着不可估量的思想高度，“那个艺术水准，那个精神境界，明明就是曹雪芹的原笔。非曹雪芹，不做第二人之想。”可怜最不容易的，就是这个高鄂了。说不好的，被张爱玲骂不如早死。说好的，像这位胡会长，那是窃了人家曹雪芹的名。

原型，是他们考据派最挂在嘴边的。那么我理解，执的就是“原型”说了。“原型”，时髦的文艺理论。那巴什拉和诺.弗莱以语言学立论的客体意象批评工具，到了我们红学专家的手里可谓大放异彩，熠熠生辉。当然，或许此“原型”非彼“原型”，这我就不知道了。据我看，中国红学专家的原型说基本是往两条路上走的，一路是简化，庸俗化。一条是复杂化，迷宫化。前者就是这胡德平，因为常看到一个元宝样的石头，又不能换成银子使，眼巴巴的曹雪芹索性把它入了小说，去做了一场奢侈梦。后者，是刘心武，成立个“秦学”，秦可卿的来路，竟然可以横渡一摞厚厚的前清史。溯到康雍乾三代王朝以上，作了研究者手里最高权力机构势力长消的政治人质。——我发明了一个文论术语：客观为主观所用的原型意象理论。

艺术课题的专业性。艺术与科研，陈丹青说，每年，清华填写表格，要求申报本年度的立项计划。陈丹青想不通，我是艺术家，我立什么项？但是，红学不同，红学是科学，是科学就可以立项。估计再过一百年，红学资源的开掘也将绵源不绝。要不怎么叫红学红学呢，越红越学。越学越红。

一到周末我就变得异常忙碌。无数的娱乐需要兑现，无数的休闲需要体验，无数的事务需要清理，无数的活动需要参予。一个朋友发短信问我：你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忙着呢。然而当时，我很忙，却不知道在忙什么。被忙着的事物，不能被一个明确的词语准确概括。

不能被准确概括的忙，就是常说的瞎忙。瞎就是盲，盲也是瞎。都一样。我的周末在瞎或者盲里奔忙着。

 有个女作家有篇小说，叫做《我们干点什么吧》。很不喜欢这篇小说，但是很喜欢这个小说名。我们干点什么吧，是啊，我们总得干点什么能够被说出的事情吧。尤其在无法说出的时刻，尤其在周末。

 为了周末，很久以前我还写过一首诗。我已经很久不会写诗了，我写过的诗也少得可怜，但我还是写过一首关于周末的诗。可见，周末对我意义重大。我在诗里反复地说：周末，多么好！——“周末的调频指数，胳膊肘挟着食谱和适量的草，正拐过奏鸣曲的祈祷，迎面一个烤熟了的小高潮”。看看，这个号称钟爱诗歌的人，这个几乎不写诗歌的人，胆敢用这么笨头笨脑的句子来赞颂周末，可见，周末对此人确实意义重大。

 我们干点什么吧，可是——我们一直就没闲着啊。我们必须在周末干点什么能够被说出来的事情吧。可是，周末早已被面目相似的人冒名顶替，我们早已无暇询问时间的正身。

 冯象写过一个冒名顶替的案例。一个女人的丈夫突然失踪了，几年后，一个几乎没有破绽的人自称是这个丈夫，住进了她的家，为她顺利赢得了原本只属于她丈夫的家族遗产。甚至还和她生下了孩子。他干得够多了，而且干得漂亮。然而，故事总要不太符合一帆风顺的想象。某天，原来的那个丈夫突然回来了，将其告上法庭。结果是：正义战胜欺骗，理智击垮伪幻。

 当然，冯象是法学博士，这个案例是为了研究法理学上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不懂法理学，又不是议法会委员。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想的是，难道所谓的没有破绽就真的没有破绽吗，那个假丈夫判了死刑，妻子难道不是共谋吗？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就是这个妻子。我们是这样生活的：睁只眼闭只眼，与所谓的快乐、忙碌、充裕、富有同床共枕。我们要的，只是不要让身边这些抽屉悲凉地空着，我们要的，是随手一抓总能抓住一些东西，真或者假，不重要。

 周末了，我们干点什么吧，随便干什么，只要不让我们无聊地互相问着这个问题。

上午一阵风雷大作，雨水却像葛朗台的钱袋。几滴雨后，却似乎更加郁闷了。心情浮躁，读不下书。在屋里走来走去，翻看一段关于古罗马征服不列颠的争战史。一直垂心于上古的世界史，今天也读得颇为沉闷艰涩。古罗马在公元一百年历经四代王朝终于在大不列颠盘据下来。同时，它也带去了罗马帝国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和生活范式。正是这样的东西直接影响到后世英伦文化里闲适优雅的经脉血源。

阶级的划分产生了日益细化的分工和时间的充足分配。从雅典时代，市民就习惯于悠闲地在市政广场上讨论政治、哲学、诗歌、艺术。这是一种高贵而风雅的潮流。也成为后世所有如我般渴望不劳而获者心里最高级的生活理想。是的，闲适。我有许多不用出门工作的时间，可是，我没有闲适。闲适的含义是以摆脱生存的直接羁绊条件而获得的富足心态。所谓的田园诗。这是一笔巨大而昂贵的奢侈品。我是没有雅典市民这样幸运的身份和背景的。我在窄小的房间里，一边读着田园诗，一边紧张地计算今天的闲适将如何直接加大我明天的生活成本。这样想着，我时不时地走到阳台上，去看看阴沉沉的天和密不透风的城市。楼下又有一大片空地上开来了推土机和打夯机，紧临我逼仄的视线，又一座高楼要轰轰烈烈地立起来，又一个建筑工地，毫不闲适地，在炎热的城市完成一道填空题。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谈闲适的语源。闲适的拉丁文是：otium,而它的否定形式是negotium，意思是生意、商业。我没有生意做，又没有商业活动，于是多出许多剩余的时间。但这也只能说明，我具备了闲适的客观条件。殊不知，闲适还有另外一层内涵：otium在古罗马文里写作schloe,也就是英文scholar的前身。可见，闲适是产生学者的条件，而学者是闲适的哲学现实。由此可见，闲适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追随，它是有学养的人的专利品。然而，像我这样的没有学养又渴望闲适的人怎么办？古希腊的理想无处不在。好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倒是热心得很，它就专门教你，如何可以像个雅典人一样优美而高尚地生活，如何得到抵达那真正的闲适所需要的教育和修养。

于是，我抽了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来读，但是，没一会儿，我就被那些知觉的先验论弄得不胜其烦。还是平庸但亲切的俗世生活显得更为自然畅快吧。杜兰特说过一个笑话，如果你对柯尼斯堡这位矮小的教授的思想一知半解，那么当你站在他的面前可能比站在一个刽子手面前更加恐惧，然而，如果你只知道他是一个有严格作息时间的哲学教授，那么当他又定时出现在漫步的小径上，你只需要向他点头致意，然后，把你的表调准。

让我向这深沉郁闷的闲适点头致意吧，然后，把我的表调准，睡一个午觉，下午，去约见一个客户。 

以前见过的一个年青人，有日子不见，听说成艺术家了。这段时间他很忙，四处张罗演出。跟他并不熟络，仅知道是一个摇滚爱好者。所谓摇滚爱好者，应该泛指那些一头钻进打口碟里灰头土脸但又神情高昂的一群人。对，他就是这密密麻麻的其中一员。某天，他发现了一个音乐新品种，电音。我不是摇滚爱好者，也不知道什么是电音，连想象力也不能做出回答。但，这不妨碍我望文生义。电音，就是用电脑发出的声音。据说，搞这一套的人多数被归纳为试验艺术家。是的，音乐的声源已经摆脱乐器的客观限制了。扔掉你手里老套的乐器吧！解放出来的，将是无法丈量的，声音制造者们的巨大空间。别克商务车的广告词：有空间，就有可能！

他花了两万块，买了一台苹果电脑。诸位，两万块！足以完成一个摇滚爱好者向前卫艺术家的升级了。但是，单单靠他一台电脑是不能够实现宏伟的艺术工程的。如果没有传统乐器的配合比照，那些愚笨而保守的观众啊，怎么能够突显出试验与科技的含金量？于是，他找到几个能拨弄几下乐器的人。比如，至少需要一把吉他吧，或者再来一个贝斯。这样，这个电音乐队就宣告成立了。大街上，他炯炯有神地邀请以前跟他一起打口的伙伴，我的一个朋友去看他的演出。哥们，别淘碟了，今晚来看我的演出吧！名片上写着：电音迷幻乐队首席电音师：电音。那个和他并肩作战的伙伴颇为震惊，几天未见，这人就像是从某个神秘的堆满了武林密籍的洞穴爬出来一样，敢叫日月换新天。可是，可是哥们，你连乐理都没学过，这能行吗？——嗨，这就是外行了。我们玩的这叫试验艺术，试验艺术，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劳什子。要的是这个，他指了指自己尖尖的脑袋，灵感！知道吗？灵感！才华！

当晚的演出观众廖廖，但这是正常的，这正是试验艺术在中国的普遍境地。曲高才和寡。艺术家，就是为引导和培养盲目的群众而诞生的。没有人听得明白他们在制造些什么，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到试验艺术家自娱自乐的敬业精神。一阵热场后，轮到电音上台。他穿着宽大的T恤，胳膊肘夹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表情从容澹定。像个在中关村行走多年的IT推销员。走上台后，在轰鸣的噪音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自如而专注地打开笔记本，插上电源，启动开关……

我见到那个朋友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给我描述现场的不明所以。试验吗，总是建筑在多数人不能理解和明白的基础上的，试验，就是反常。反逻辑，反理性，反规则。反革命！说完这一句，这人打住了。我一直等待着他说到电音，可是，结束了。看来他遗漏了最重要的细节。于是我主动而小心翼翼地提醒，那么，电音呢？你看到电音了吗？——哦？他吗？朋友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看到了，他拿着手提电脑，到台上去上网，上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我用BT没日没夜地下载100集的《国家地理百年典藏》。BT，一年前一个朋友就在熟练地使用这种虚拟工具了。没想到今天我也会用它。很好，我仍然有能力接受半成新的事物。我想了很久，终于发现它对我是有用的。是的，它可以把《国家地理百年典藏》和《DISCOVERY》移植到我的硬盘里。但是毫无疑问，BT需要耐心，大剂量的耐心。在下载完《国家地理》之后，我已经没有体力再去胜任一百集的《DISCOVERY》。事实上，我说不准我是否真的对《DISCOVERY》感兴趣。诗人朱朱说，《DISCOVERY》是精度很高的手术刀，而《国家地理》则是轻逸而奔涌的乐章。前者是哲学，后者是诗歌。“在哲学和诗歌之间，我选择诗歌”。

可是其后，我的形式主义理想再次像鱼浮一样露出水面。在满足了拥有之后，我又渴望清晰和质感。电脑里囫囵的，缺乏层次的画面让我恼火。我无数次在碟商那里见到过这套50张碟的实物。它们被安放在一个精美的木盒里，木盒漆着透明的清漆，盒盖是拼搭在一起的，一块块打磨圆润的长方形木块，如果你想进入任何一个神秘的主题，都必须用原始的方法顺序取下一格格木条。这些木条透着清香，掂在手中，可以感到份量。无疑，这是繁琐但仪式感十足的工作，我喜欢从这里开始某项工作。庄重地开启一个木质器皿，像打开一个封尘日久的骨灰盒。这与它所讲述的神秘与繁复相匹配。每一次提前付出的时间，与它回旋的气质吻合。它延长着一种期待，为即将到来的跳跃与幽深酝酿了潜伏的感情。观看这样贵重的画面，正像读一首诗歌，都需要预备稳定而缓慢的语调。

我没有买下那套昂贵的影碟。我走了另一条路，我支付BT下载所需的漫长的狂热来换取对物质的另一种拥有。但是，这种拥有同时伴随着沮丧，一方面，我疲惫不堪，另一方面，我发现，漫长的狂热如同渐渐升腾的水温，加热的不仅仅是硬盘。下载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关掉电脑，立刻冲去影碟店。无论多少钱，我也要把这个盒子买下来。

BT给我带来的，就是这个，它让我终于清楚重点所在。价值的重点，不是内容，是形式。

昨天研究一晚上，搞不懂怎样把照片贴上博客。今天研究一晚上，搞不懂怎样在博客上挂一首歌。只好一直开着某个陌生人的博客，一直开着，因为那里绵延不绝地流出一首小提琴。透明的音梯，透明得，如同一个人慢慢走在时间的河水边，看不到面孔，只有背影。很清晰的，是那种用优质的钢笔尖才能勾勒的线条。然后，在即将模糊的，黄昏快要消失的位置，她开始跳起舞蹈。

搞不懂音乐有时会强大到蔽护所有的心灵。强大到镇定所有的动荡。今天一整天，我四处游荡，在旧天堂，向阳花正准备去听木马的演唱会。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去听木马。只有我不去。我回家，意外地听见一首毫无威胁的音乐。我持续了一整天的紧张和不安，就此止步。

现在，连父亲都早早地睡着了。夜晚，我终于又被夜晚收留。默温说——这当然是夜晚。

          在向上翻起的有一根弦的

          诗琴下面我正走着我那具有

          一个陌生声音的道路。

一个陌生声音的道路。这是音乐，以及诗歌，恩惠的召唤。

夜晚，一个人正走出屋外，仔细地锁好他的门，向雾中的桥梁走去。他将在一块黑曜石边俯下身，在迷人的星光的布景下，洗涤它的影子。

卖DVD的老板给我打电话。于是我配合地抱回一垃圾袋电影。周防正行、路易马勒、郭利斯马基。买回就顺手扔在地板上。被我看过的碟微乎其微，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严重不同步。地板上的碟越堆越高，它们唯一的功能是掀起灰尘。 

去看《星战前传》。从来没有科幻细胞。小时候没有好好爱科学，偏偏长大了又短于幻想。想起一个朋友，是科幻迷。早在少年时代就读完了韦尔斯。而韦尔斯，我想到的只是《世界史纲》。电视里，有人在《星战前传》首映前的两个月就拉起帐篷睡在了电影院门口。身边呼啸着车海人潮，他们从这个帐篷进到另一个帐篷，脸上是兴奋的假日热情。把一场电影当作一次悠长假期！还是美国人的浪漫指数高。生产浪漫的能力也高。

漫不经心地吃爆米花，喝可乐。一出电影院很快就不记得刚刚有过一场电影。不能打动我。这样的机械浪漫不能打动我。排山倒海的视觉地震不能打动我。一根筋的人性描述不能打动我。这样的电影，脱了花衣服，是个可怜的弱智儿童。不过，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电影了。他们在机械想象与人性想象上的能力严重不同步。

一朋友新买了车，04款的飞度，精巧别致，合手的都市玩具。我羡煞地跟着一个无照驾驶者在街上转。谁说我没有机械浪漫，回家打开汽车网，一看看到两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