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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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豆瓣首页又看到一篇给译本纠错的高文。这样的纠错文章每天机器一样源源产出，读者大有受益匪浅之感，我一般都不以为然。有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字，一个标点上锱珠计较，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那些对自己更有用的书上？当然，如此说话倒并非因为我钟爱塞林格和李文俊，便容不得别人挑三拣四。而是因为至少我知道，翻译是一项高度专业、复杂的文化活动，恐怕不是所谓什么“信、雅、达”标准就可以一统天下的。

若说专业理论的书藉，通常直译是必要的，为了不误人子弟，概念常识术语便来不得半点蒙混，可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扩展和文学创作的活动，所谓“等值”的要求便来得有点一厢情愿或者荒诞不经，说白了，一对一的等值移动不过是种先验的幻想，一头扎进“正误”、“好坏”、“对错”的二元标准来评判文学翻译文本，更是疏忽了翻译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许多人不明白，尤其是那些自诩外文水准一流的外语高材生，对翻译的理解，恐怕仅仅是把原文当作正文，把翻译当作派生的、模仿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取消了文本翻译的主动性和动态性，完全不知道，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恰恰也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na Even-Zohar）就提出一个概念，将翻译文本从附属和边缘文化系统中解放出来，认为对翻译学的态度不应该如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那样，以呈现原文的“物质内容”为重心，更应该以一种历时性的观点动态地界定翻译的功能，即，应该重点考察翻译文本呈现出的，物质内容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是什么选择了一个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翻译决策？是什么影响了一个作者对风格理解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在翻译能力的支持下实现了作者的翻译实践行为？而这样的选择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文化接受和后果？关乎时代、语境、文化动力、规则、特异倾向……我认为，这些才是更值得翻译学深入研究的对象。当然，我不排斥技术规范的重要性，“晓畅、真实、信任、理解”这些技术规范也是翻译能力与道德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大的，更有价值的角度上讲，动态的、放置在文化的历史变革中的翻译形式，放置在微观的文本重构中的新的翻译诗学，放置在多元系统中的比较研究，是不是更有研究意义的翻译学课题？可惜的是，这样的东西鲜有人做，那些外文高材生更不会去做。

那些技术主义者的文章，挑完了可有可无吹毛求疵的错误后，通常就会得到一个感觉良好的逻辑结论，名家算什么，如果你这些词都不妥当，那你就别去弄，一来坏了名声，二来苦了读者。我的要求没那么高，我庆幸的是，名家们没有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否则，我不会在十年前接触到那么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等着这些高材生来弄塞林格？我们就准备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吧。